立功制度的功利和良知

功利是立功制度的基本价值,这是由其立法目的决定的.立功制度牺牲了被害人的利益以使国家更好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这是立功的功利所在.而良知原则是功利原则的限制与补充,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与补充,那么,立功制度必然陷入唯利是图,不近人情的地步.我国应当对刑法第68条予以修改.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刑法主观主义之生成根基

刑法主观主义生成的根本推动力是经济因素。经济结构的变迁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伴随社会结构的变迁,犯罪必然呈现出新特征,最终导致刑事犯罪治理策略取向由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从而导致刑法主观主义生成并渐趋强势。刑法主观主义并非只是为了作为客观主义的对立面而生成,而是对时代变迁的必然回应,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1980年元旦开始生效时就面对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较高犯罪率,1981年至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接连通过三个严惩犯罪分子的"决定",刑事司法采取了从重政策。九年来,犯罪率呈"V"形轨迹。刑事案件立案数1984年下降为514,369起,明显低于前三年,但1985年又开始反弹,出现上升趋势:1985年为542,005起,1986年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中“特定身份信息”的实质界定——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视角

作为敏感个人信息的一个种类,《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特定身份信息”的增设,对于完善我国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特定身份信息也面临着刑法保护难题。一方面,其内涵不清晰导致无法确定此类信息的特征与要素;另一方面,其外延不明确致使难以把握此类信息应当包括哪些具体信息类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视角下“特定身份信息”的实质界定,应当从文义出发,立足法秩序统一原理、以前置法规定为基础明确其包含要素,并基于保护法益对其内涵进行限定,同时还要借助场景理论对具体包含的信息类型进行实质判断,从而准确适用入罪标准以实现对特定身份信息的刑法保护。     

刑法例外规律及其他

<正> "例外"就是在一般规律或认定之外。"规律"是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普遍的不断重复出现的特点。一般说来,例外和规律是两个对立的概念。然而近代刑法规范的例外,不分国界,不断出现,长期存在,使刑法实际处于不断改革之中,从而推动刑法本身的发展。从宏观时、空上看,刑法中的例外是一种普遍现象。既然如此,它就必定具有某种规律性的特点,本文称之为"例外规律"。这是一个尚未开发的课题,有探讨的必要。     

变革政治社会中的宪法变迁和宪法保障——中国宪法在改革时代如何应变、成长和发展

<正> 一"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体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法,才是"政治之子",而作为根本法或总章程的宪法却是"政治性特别强的法律"。浓厚的政治性对政治变革时代的宪法提出了双重要求:1.由于宪法规范高度原则性和简括性的特点,以及宪法预测能力的局限,更因为国家     

刑法和环境保护

<正> 最近几年,人们对利用刑法保护环境问题的兴趣大大增强。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对这个问题都通过了新的刑法。"刑法和环境保护"的问题,列入了1979年9月在汉堡召开的国际刑法协会第十二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不久前,在波兰对这个问题还进行了预备性的口试。刑法在保护环境中的作用。苏联宪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环境,是指经常影响人们、同时     

西方非犯罪化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影响

非犯罪化浪潮的产生和流行 ,对世界刑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既不能盲目跟随 ,也不能视而不见 ,要对西方的非犯罪化运动的背景、实质以及我国的刑事立法现状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对比。非犯罪化浪潮对我国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刑法对行为样态的调整要体现法益原则 ,以符合社会保护需要为出发点 ;二是定量因素上应该从宽入罪 ,保证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     

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批判——马克思哲学观之革命性转变

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仅标志着哲学主题的转换: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而且也标志着马克思哲学观的革命: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批判.马克思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统一起来,确立了实践批判的价值理想、基本维度和当代视野,从而实现了哲学观的革命性转变.     

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到辨证主义:对发展中的行政哲学的新思考

行政哲学就是对于公共行政系统的哲学性思考。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是行政哲学发展中的两个传统取向。无论是实证主义行政哲学还是解释主义行政哲学都是一种单向度的行政哲学,而萌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辨证主义行政哲学试图超越其二者。辨证主义行政哲学是批判性与反思性的,其为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与综合的哲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