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2009年十大法律事件

一、“卸任甫一年，陈水扁遭判无期徒刑” 2009年最受国人注意之新闻事件，应属陈水扁先生，因于任内涉及机要费之弊案而遭羁押，并遭判决无期徒刑一事。虽然本案之侦查与起诉开始于2008年下半年，也曾针对马英九注销陈水扁所核定之机要费机密，是否合法一事引发讨论。然而，因为陈水扁涉及相关弊案而遭起诉所引发之法律问题，则是持续到2009年，除了关于是否应解除羁押之争议外，关于该案之并案处理上，承审法官由周占春更换成蔡守训，是否有违反所谓之“法官法定原则”？     

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简介

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riminal Law Reform and Criminal Justice Policy）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西蒙一弗莱舍大学与“刑法改革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Reform of Criminal Law）于1991年建立的一个旨在从全球范围为促进各国政府与联合国提高刑法效率与公正的研究与咨询机构。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已被联合国1991年通过的46／152号总决议“犯罪预防与刑事司法计划”纳入其中，成为联合国在刑事政策上的咨询网络成员。     

少杀长关：刑法启动转型之路

8月下旬，随着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以下简称“修正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本年度最重要的立法事件之一拉开帷幕。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意义

从理论地位而言,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研究并不影响法秩序对行为违法性的评价,将其纳入有责性这一层次中进行探讨比较恰当。将期待可能性作为消极的责任阻却事由更为合理。期待可能性理论关注人性,体现人道主义,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但是,我国刑法理论不能照搬期待可能性理论,而应当从目的和功能性角度予以借鉴。应当借鉴期待可能性超法规的阻却责任功能,抑制犯罪和刑罚扩大化,在中国刑法解释论中为个案提供出罪理由,彰显刑法人性的价值。     

国家豁免原则与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的冲突及其解决——兼论我国刑法第11条的改进

国家豁免原则意味着不追究享有刑事豁免权的人的刑事责任;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表明,实施战争罪等国际犯罪的任何人,均不因其官方身份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除、减轻处罚。解决这两项原则的冲突,可以根据法院的性质而区别对待:国际刑庭无条件坚持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国内法院,除了受害国法院,其他国家都应当尊重嫌疑人的刑事豁免权。据此,我国刑法第11条关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人的刑事责任的规定,不利于保障我国及我国公民的权利,应当予以限制。     

毒品犯罪若干问题新解——以刑法第347条为分析对象

在直接故意犯罪的语境下，以刑法第347条所规定行为到底有没有行为目的，目的是什么为切入点展开论证。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具体是指制造毒品的行为，以贩卖为目的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的行为，以贩卖毒品为目的的持有毒品的行为；区别刑法第348条与第349条的关键在于行为目的确认，对运输毒品行为的定罪方面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一刀切。在运输毒品犯罪中如不能确实认定共同犯罪人的地位时，可以采用部分行为共同责任的原理进行处理。当一行为同时可以被“法条竞合”的各该法条进行事实上的“想象竞合”评价时，有必要在解释时考虑行为目的，以便对行为进行恰当地区分。     

论夫妻财产制度

在私有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快速发展的今天,夫妻财产关系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其在婚姻家庭法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对夫妻财产制度问题的即时探讨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我国夫妻财产制形式做粗浅的阐述。     

黄京平：反腐败制度是一个体系化工程

2009年的反腐工作，从立法层面上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标志着我们在过去反腐的探索基础上更加严密了刑事法网，加强了对贪污犯罪惩处的力度。同时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刑法只是惩罚腐败犯罪的最后一个手段，真正应当做到的是预防或者遏制这种犯罪。预防这类犯罪，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机制制度，制度上的预防腐败比刑事上的惩罚措施更重要。     

劳动权由应有权利转向实有权利的基本环节

劳动权的实现是公民最终拥有劳动权益的条件或过程,通常须具备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劳动权实现的主观因素是劳动者自身的各种主体性因素,包括权利意识、就业观念、劳动能力、结社能力等;客观因素是指劳动权得以实现的外部环境,其中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是由劳动权实现的客观规律性决定的。     

刑法规范的形成机理——以“类型”建构为视角

刑法规范的形成机理是刑法体系化及选择立法技术的前提。以类型为视角来研究刑法规范的形成机理是因为规范与类型在思维层次、体系功能以及事实与价值的沟通上具有极为相似的定位。刑法规范的形成过程在具体路径上表现为由事实类型的发现、规范类型的构建、规范类型的补足以及规范类型的检验等多个环节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