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与检察机关社会管理创新问题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方式的总称,它是指将特定的罪犯放入社区,接受监督改造,让其提供一定的劳动服务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是一种属于包含监督和控制的刑罚执行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在立法和制度尚存空白,基     

以人为本与人性化关系辨正

以人为本与人性化是两个既有区别又内在关联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一种价值观,而不是历史观;而人性化是新的时代精神,是以人为本的深化和现实化,而不是泛化和任性化;以人为本的实质在于解放人,人性化的实质在于"使人成其为人"。我国现在所倡导的以人为本,还不是真正的人性化,而是一种执政理念。当前,需要在人性化引导下将以人为本推向现实。     

限制或废除死刑与提高生刑期限关系论

刑法修正案(八)废除13个死刑罪名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由于受学界一些观点的影响,修正案在废除部分犯罪死刑的同时又实际提高了生刑的期限。我国部分学者提出的"生刑过轻"问题无论在我国刑法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实际存在,而且生刑期限的提高必将导致诸多负面影响,因而限制或废除死刑并不必然要提高生刑期限。为了限制和废除死刑进程的顺利进行,有必要在向民众说明死刑并不具备人们所想象的效果的同时,亦应引导民众正确认识"生刑过轻"的现象。立法者和司法者应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刑罚执行制度,以充分发挥生刑的威慑力,重建民众对刑罚执行制度的信任。     

北京市朝阳法院刑庭法官人性化司法获赞誉

2011年10月31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吴小军法官及书记员李轶凡收到被告人家属赠送的锦旗及感谢信,盛赞"人民法院为人民维护正义人性关怀"。被告人王亚平因涉嫌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被起诉至朝阳区法院。2011年10月27日,王亚平的母亲因患重症肺炎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情危重,其亲属向法院申请安排王亚平探望其母亲让其见母亲最后一面。朝阳区法院经研究后,批准了这一请求。10月28日上午,朝阳区法院安排王亚平赴武警北京总队医院探望其病情危重的母亲。     

刑法学研究的悠闲之道——评我国台湾刑法学者林东茂教授的《刑法综览》

刑法学是一门研究恶的学问,时刻带着一副严峻、冷酷、不容亲近的面孔,神秘、精致、深不可测的内涵,难道就总是与轻松悠闲无缘,与温情幽默对立?跨入深奥的刑法学大厦,是否也有悠闲之门可借经过?我国台湾刑法学者林东茂先生在其著作——《刑法综览》的序言中指出,此书就是"让读者悠闲地通往更精奥博大的刑法之林",并希望"读者不必用沉重的心情看这书,读书地点亦可不拘,咖啡厅、草地上、卧榻之旁,行旅之中,皆无不可"。①就此,林先生似乎为莘莘学子指明了探寻刑法奥妙的一条路径。     

当“制度”遇到“人情”

职场上说到的“人情”，往往含有最基本的两层意思。一种源于亲缘，另一种源于同感。亲缘之人情，主要指人际关系，强调“熟人”，因此有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其看作一种“私情”；同感之人情主要指同事、上下属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体谅，强调人性化处事方法。     

对人格分裂患者犯罪若干问题的研究

我国《刑法》第18条从立法上确立了精神障碍患者刑事责任能力的"三分法",是解决精神障碍人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人格分裂患者犯罪的问题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国司法实践中往往忽视其病理因素。本文认为人格分裂应属于精神疾病,会对行为人行为能力产生巨大影响,其犯罪应视具体情况加以定性处罚。     

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功能的畸变与矫正——基于山西某贫困县的调研反思

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功能在于维护整个党政系统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而目前个别基层法院,在处理不同利益群体矛盾时存在着明显的审判功能畸变现象,包括审判权力的隐性寻租、偏离中立裁判的审判观念、对当事人的非人性化管理等,这种畸变必然导致法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矫正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功能,应正确处理行政与司法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人民法院和法官审判独立制度、法官职业化制度、人性化审判制度。     

破解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行为的执行措施运用

【执行要旨】为了加大对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行为的处罚力度,最大限度地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机构和执行法官要深入细致地落实实际举措,针对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行为而采取人性化执行方法和措施以及多元化执行调解手段,以法服人,以情动人,有效破解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行为。     

论德国青少年构罪制度体系与司法规制机制

在刑法现代学派理念浸淫下,德国立法机构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创立与发展了独立的青少年构罪制度体系。基于该体系视角,青少年犯罪被视为由教育缺陷引发的社会现象,因此"教育优先于刑罚"成为青少年构罪标准的主旨。在制度构成层面,行为构成要件、过错性标准、有责性标准组成德国青少年构罪标准三大支柱。德国法学界与实务界借鉴青少年生理学、心理学等科学研究成果,细化与解析了三大支柱的内容。在青少年构罪标准厘定罪与非罪界限的前提下,构罪司法规制机制为规制青少年犯罪行为明晰规定了独特司法机关与多元应对方式,从而为矫正与预防青少年犯罪行为提供程序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