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黑格尔刑罚论品读

康德的刑罚论和黑格尔的刑罚论分别表达了他们的刑法思想。康德和黑格尔的刑罚论以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报应为理论主线,其理论精髓仍然有益于当今的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     

非法经营罪的困境与出路——对非法经营罪罪状的限缩解释

非法经营罪沦为“口袋罪”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脱序行为日益严重与经济规制手段单一、措施落后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的过程。当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手段不能（乃至不想）形成对经济脱序行为的有效规制时,刑罚就会像“法宝”一样被祭起,以为如此便能弹压、威吓经济脱序行为。     

累犯的前提:犯罪还是刑罚?——对《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有关累犯的用语特征能引发我们反思通说对累犯前提的界定。通过语义分析,得不出累犯的前罪必须是成年人故意犯罪的结论。结合累犯的本质——刑罚迟钝型人格,累犯前提条件的重心是受刑的经历,而不是犯罪。因而《刑法》第65条但书的限制,只及于后罪;行为人因为过失犯罪或未成年人犯罪而受刑,也足以构成累犯的前提。     

论宪法与刑罚的关系 以日本法为中心

所谓刑罚权,指的是将某种行为定为犯罪,并对违反者科以刑罚的权力。因此,作为限制人权的公权力,其成立的基础与适用范围,都必须从宪法角度阐明。在近代立宪主义下,如法国学者西耶斯所言,所有国家权力,均为宪法设置的权力,都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在宪法规定的条件下行使。特别是对人权进行限制的权力,从人权的不可侵犯性与人权保障的目的来看,则是宪法所允许的例外情形。     

社会效果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指出建立中国特色刑事和解制度,应当在汲取西方法治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科学设计,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确保刑事和解的公正性。     

民事推定新探

推定包括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事实推定”不是真正的推定。“事实推定”是审判人员在具体案件中由基础事实推导出推定事实的活动。审判人员的“事实推定”,根据的是经验、逻辑法则、情理,盖然性等,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律推定分为：法律上的权利推定和法律上的事实推定。法律推定与法律拟制完全不同。法律推定具有多方面的诉讼价值。法律推定与证明责任关系密切。采用法律推定这样的立法技术的本质原因是客观证明责任的存在;法律推定导致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法律推定不能转移客观证明责任;侵权法中的过错推定归责原则中,过错推定导致了“举证责任倒置”。     

浅谈财产刑执行难及对策

财产刑作为刑罚手段之一,是我国刑罚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能否得到有效执行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重要体现。而司法实践中,财产刑执行现状不容乐观,大量财产刑得不到有效执行。这种现象严重影响到法院生效裁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可避免地使财产刑的判决流于形式,有违财产刑的立法初衷。本文从财产刑适用空间、裁判依据、执行程序等方面分析财产刑的执行现状以,从立法、司法、社会等分析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     

群体性事件中的刑事法律问题

结合我国社会现实中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状,文章从刑事法律理论的角度,对其中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刑事法律责任的非刑罚化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群体性事件刑罚规制的建议。     

加强我国刑罚执行监督的对策

刑罚执行监督目前存在人权保障意识欠缺;立法及相关制度建设滞后,这些问题限制了刑罚执行监督作用的发挥,禁锢了刑罚执行监督的发展。加强刑罚执行监督应更新观念,确立先进的执法理念;完善相关立法,增强监督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创新刑罚执行监督方式,提高监督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强化刑罚执行监督功能,保证监督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非严重性侵犯音像制品著作权犯罪之刑罚适用——以对20个判例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我国当前对非严重性侵犯音像制品著作权犯罪案件的刑罚适用存在着适用短期自由刑过多、单处罚金刑适用较少的情况,而且缓刑适用率也相对较低,罚金刑数额的确定也比较随意。对这类案件适用刑罚时应慎用短期自由刑,注重缓刑的适用,扩大单处罚金刑的适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