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人道问题

近代以来,随着人道主义呼声的高涨,犯罪人的处遇措施应该得到改良、死刑应当废止的主张日渐扩大了影响面。但是人道能否限制刑罚？从国内的主流观点——人道是刑罚的价值要素去推论,人道可以对刑罚构成一种根据性的限制,与人道不符,刑罚就应该废止。但是通过价值哲学、刑罚历史、刑罚根基的考察,人道不是刑罚的价值要素。因此,人道对刑罚的限制不是根据性的,而是条件性的,只有当人道理念较比刑罚理念占优势时,人道才限制刑罚。至此,中国当前的刑事政策应是适度改良监狱设施,坚持保留死刑立场上的严格限制死刑。     

业务过失犯罪处罚问题研究

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的同时,也使得生产、交通、建筑等高风险领域中过失犯罪的发生率持续上升。为保障社会安全,适应惩治和防范业务过失犯罪的需要,应加重我国刑法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彻底改变刑法对该类犯罪的处罚轻于普通过失犯罪的普遍现象;适当增加业务过失危险犯;改变多数业务过失犯罪法定刑刑种设置的单一性,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     

受贿罪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立法,在立法思想上存在着矛盾,对受贿罪的犯罪对象规定的范围过窄,对受贿罪与行贿罪的关系处理不当,过分强调受贿数额对受贿罪法定刑的影响。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法在惩治贿赂犯罪方面功能作用的发挥,有必要从立法层面上研究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既是有效地打击贿赂犯罪的需要,也是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的要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未成年人缓刑制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缓刑有着天然的联系,我国的未成年犯缓刑适用率不高,有必要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和完善。本文介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缓刑的关系,分析了我国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现状与缺陷,从未成年人缓刑类型、适用条件、执行机关三个方面论述了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缓刑的具体措施。     

中国非刑罚化改革的否证性分析

非刑罚化 ,是现代西方国家在推行刑罚制度改革中表现出的较一致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国的刑罚改革不应简单照搬此模式。原因在于非刑罚化理论本身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而且从现实效果来看 ,该模式至今并未得到成功的证实。至少在目前 ,甚或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非刑罚化的犯罪反应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中国刑事处罚改革及其构想

本文从评析外国刑事处罚新动向入手，从刑罚方法与非刑罚方法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刑事处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与完善出路、笔者认为，中国刑罚改革应当重点注意以下几点：最小限度保留生命刑，增加绝对无期徒刑；合并拘役与有期徒刑，增加有期徒刑长度；吸收国外社会服务刑经验，革新管制刑；将罚金升格为主刑，完善没收刑；将剥夺政治权利改为资格刑，并进一步充实其内容。此外，文章还分析了中国现存的非刑罚方法，并提出了单独进行保安处分立法的建言。     

深化司法改革,保障刑罚执行监督权的实现--对完善刑罚执行监督的一点建议和设想

检察机关的刑罚执行监督权的行使,有利于国家刑事法律的正确贯彻,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活动公正。应对我国目前刑罚执行监督立法体系的缺陷,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罚执行法》以及相关的社区矫正法规,并立法或修改有关刑罚执行的程序法规,为刑罚执行提供可依之法。通过深化改革,推进刑罚执行的检察监督机制创新,建立起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权威。在监督方式方面,必须提高刑罚执行监督的实效和针对性。在提升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能力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必须以人权为本,尊重和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     

一幅阻遏税收犯罪的规范蓝图——评陈运光的《税收犯罪研判》

在我国刑法学的研究中,全面构建刑法学的体系框架,即犯罪论和刑罚论是始终贯穿于研究领域的主线的。近年来,法学家们逐渐从理论基石的奠定向实践功用转化,以摆脱一些遭人指责的追求“阳春白雪”式的“玄”学之风,使实际功用的研究显得异常活跃起来。相继出现了“金融犯罪研究”     

行刑社会化视野下的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的、并被联合国预防与控制犯罪组织予以肯定与倡导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矫正罪犯的体制与方法,它既是西方教育刑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刑罚经济原则和经济刑罚原则的具体贯彻,更是刑罚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要求的具体落实。根据     

美国的替代监禁制度

自经历70年代犯罪高峰以来,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警务模式、刑事审判、刑罚执行等各个领域在指导思想,基本理论以及具体的工作方式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各项改革措施纷纷出台。替代监禁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各州地方法院刑事审判改革的一项比较成功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