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法律框架的构建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社区矫正制度成为近年司法改革的亮点之一,而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如何构建更是大家所关心的,本文从依托现有法律制度、及时制定社区服务令制度、刑法前科消灭制度以及创办特色矫正项目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社区矫正：行刑社会化的必然趋势

社区矫正是一种与传统监狱服刑方式不同的、特殊的服刑方式,它让罪犯在社区中执行刑罚。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社区矫正符合当今世界行刑制度的发展潮流,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也有利于行刑经济。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社会认同程度不高等问题。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由司法行政机关担任比较合适。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应做进一步的合理调整。     

余振东案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

<正>如果取消了刑法中的经济犯罪的死刑,则不仅有利于实现所有经济犯罪分子的刑罚平等,而且也省去在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中围绕“死刑不引渡”而引发的烦琐谈判。在2004年美国政府将贪污、挪用涉案金额达4．82亿元的余振东遣送回中国时,中国政府作出如下承诺：假如余振东在中国被起诉的话,应当被判处不超过12年刑期的有期徒刑,并不得对余进行刑讯逼供和判处死刑。最近广东江门中院宣布的对余处以有期徒刑的期限恰好是“12年”。对此判决结果,有人质疑：有些贪污犯比起余振东来,数额要少得多,还是     

侵犯商业秘密罪若干问题探析

自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对商业秘密基本上形成了以民法保护为主、刑法保护为辅的法律保护格局,但是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有一些争议和问题。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罪过不应当包括过失,“重大损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刑罚设置应当增加资格刑,罚金刑应优先,要明确罚金数额。     

论保安处分的合理性

保安处分是指为了保护社会安全,对具有犯罪或类似犯罪的反社会行为危险性的人或物所采取的刑罚之外的保安性强制措施。人身危险性和社会防卫论的刑法思想的提出,使以改善犯罪人,预防犯罪,从而保全社会为价值取向的保安处分理论更趋于系统化、具体化。作为刑法过渡桥梁的保安处分制度,代表着未来社会预防犯罪的发展方向。     

论刑罚权与罪犯权利

作为公权力的刑罚权和属于私权利的罪犯权利在性质上对立,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权力(利)限度上的此消彼长的制约关系;刑罚权内容包括刑罚创制权、刑裁量权和刑罚执行权,这三者都与罪犯权利密切相关;刑罚权设立的根据在于惩罚犯罪、改造教育罪犯、维护社会利益,而规定和赋予罪犯权利的最终目的也在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所以,二者在本质上又是相通的。     

联合国第七届犯罪对策和刑罚执行大会将研究妇女与刑事犯罪问题

<正> 联合国将于1985年召开第七届犯罪对策和刑罚执行大会。这次大会将探讨妇女与刑事犯罪问题。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署向各国政府指定的报告人发出了二百五十多份调查表。调查的内容包括妇女在1970年至1982年间犯罪、预防的战略、刑罚执行中对女犯的待遇以及妇女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等问题。除此之外,还对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严打”的理性思考

"严打"是现阶段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也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热点。对其肯定与否定的观点都不难找到一些理论依据。事实上,"严打"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满足了公众报应心理,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万能的重刑主义思想:"严打"虽然是我国现阶段控制犯罪的必要选择,但又具有明显的行政强制和人治色彩。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应理性评估"严打"的得失,将"严打"与国家其他刑事政策、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等加以协调,其中,"重重轻轻"或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应是我国现阶段刑事政策的基点。     

金融诈骗罪的两个误区及立法构想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是金融诈骗罪的必备要件,但它一般不会从案件事实中直接反映出来,实践中常难于把握。故建议增设与金融诈骗罪相对应、但不要求“非法占有的目的”且刑罚较轻的新罪名。     

犯罪与刑罚效益论——波斯纳刑法理论解析

波斯纳的刑法理论是以"效益"为中心,运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犯罪和刑罚问题,可以概括称为"犯罪与刑罚的效益论".他认为每个罪犯都是理性的计算者,而其犯罪行为都能够从经济的背景上,在利益的驱动中找到合理的原因.正是对犯罪经济原因的深层分析,才能找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合理方法,而最佳的刑事制度,要综合考虑犯罪的机会成本、查获几率、惩罚严厉性等其它相关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