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的司法认定——基于86件判决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的定义富含较大的解释空间。通过研究现有判决事例发现,法院在判断中着重从信息产生主体、信息产生性质、信息产生方式、信息存在方式四个要点进行了审查,继而可以归纳为判断"政府信息"的三大司法要件:行政职权的行使、行政机关的实际持有和信息的实际记载。这一标准为法条中的不确定概念提供了基本解释取向,但还需要经过嗣后同类或者类似案件的检验,才能成为符合现实需要、回应条文内涵的司法认定标准。     

涉法涉诉信访的困境与出路

涉法涉诉信访是信访案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尽管近年来,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充分重视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解决,但是政策鼓励与体制压制之间的矛盾、总量不少与解决有限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突破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正确看待涉法涉诉信访现象,严格界定其受理范围并依法解决相关问题。     

批量陈旧血样DNA的自动化检验

目的建立批量陈旧血样DNA自动化提取检验的方法。方法采用普通磁珠法和本文建立的磁珠法经TECAN Freedom EVO150—8型自动化工作站分别提取540份陈旧血样模板DNA,采用Sinofiler^TM试剂盒进行荧光标记复合扩增。结果采用普通磁珠法和本文所建DNA提取方法,在540份样本中获得全部基因座STR分型的样本分别为217份和488份,检验成功率分别为40．2％和90．3％。结论本文所建方法可显著提高大批量陈旧血样自动化检验成功率。     

K~+/Na~+比值与损伤时间的关系

本文使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12只大鼠36个烧伤局部肌肉标本的 K~+/Na~+值,检测结果:生前60、 30、 15min 以及死后20min 肌肉标本的 K~+/Na~+值比对照组分别下降:69～94％(平均86％)、56～89％(平均77％)、47～82％(平均71％)、4～38％(平均27％),此结果经统计学处理,表明生前伤与死后伤的 K~+/Na~+比值的下降率有明显差异。同时发现生前损伤的各实验组随存活时间的延长,K~+/Na 比值的下降率有增加的倾向。笔者认为,此方法是烧伤时间推断的一种简便,可靠的方法,对法医学实践有一定实用价值。     

从“道德宪法”到“政治宪法”——一种税权控制的研究视角

在“人民主权”理论成功解释“制宪权”问题的背后,却暗含着宪法权威之上还存在更大权威的内在逻辑紧张与悖论。为此,有必要解读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传统,谋求新的视角来获得理论补救。在从“道德宪法”到“政治宪法”的分析过程中,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和国家税权的控制一并进入到了宪法的视角,并成为“自由法治国”的重大理论课题。因此,必须以“财产权—限制财产权—限制限制财产权”为主线,超越民主程序的局限,谋求税权的宪法规制。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Legislation of Crim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环境污染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种环境犯罪类型,德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较为先进.通过比较中德环境污染犯罪的立法,可以为我国的立法完善带来启示.为了有效预防、惩治环境污染犯罪,我国有必要借鉴德国立法经验,在环境污染犯罪法律规定模式、保护法益、主客观成罪条件、证明方法及处罚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从实施人权公约的视角看我国行政判例对人权的保护

从1987年至2006年底,20年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了120余万件行政诉讼案件。与之基本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创刊于1985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并依据2000年6月发布的《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至2006年底,总共发表了75件具有代表性的行政裁判。这些以公报案例、法公布文书和裁判文书选登等形式发表的行政裁判,已经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最初行政判例。它们是被誉为重要的人权保障法的《行政诉讼法》正在得以有效实施的证明,不仅代表着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切实努力和中国大陆的行政审判水平与行政审判中的人权保护水平,而且展现了中国大陆正在以日益发展的司法手段,努力促进联合国人权两公约中规定的诸项人权的实施,在某些方面甚至正在拓展出新的人权保护范围和规范。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把人权保护范围,从主要限于人身权与财产权,平稳迅速地扩展到也受到人权公约保护的诸项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问题。发展人权保障事业与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新目标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行政判例,正在为我国实施经社文公约(CESCR),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CCPR)作出积极的贡献。     

法权中心的猜想与证明——兼答刘旺洪教授

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是政治哲学上的两个极端,权利本位与权力本位则是法律哲学上的两个极端,其社会实践后果都不理想。中国的法学应当改变权利本位或权力本位（义务本位）的两极化思维定势,为法治之法、社会主义法确立一个平正、中庸的中心。本文主张,法治之法、社会主义之法应当以法权为中心,寻求法权的最大化。法权中心的社会内容是整体利益中心,谋求整体利益最大化,而其财产内容则是财产（财富）总量中心,谋求财产总量最大化、经济效率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法权中心符合宪法的精神,反映了现代法律制度的根本特征,适应中国的基本情况和人群的需要,学理上也有坚实的基础。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应该进一步打破“法以权利为本位”这一片面的理论信条,按实事求是精神重新探寻和确认法治之法、社会主义法的重心所在。提出和证明法权中心的猜想,是本文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尝试。     

李步云与当代中国法哲学

李步云既是当代中国颇有成就的法理学家和宪法学家 ,又是“新时期”最早“自觉”到“法哲学”的法学家。他是从当代中国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局限性”意识出发 ,而提出其法哲学主张的 ,其法哲学体系是围绕法的唯物论与认识论、法的辩证法与发展观而构筑并加以逻辑展开的 ,是对法理学问题的既深入又超出。为中国法理学研究提供基础、方向和标准 ,是李步云法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     

“一部实施效果较差的法律！”

现行法律对国家赔偿采取的是“抚慰性赔偿原则”，不仅赔偿范围只限于直接损失．而且赔偿标准也低于民事赔偿标准，难以赢得人们对这部法律的信任，国家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远大于身体和财产上的损害，但现行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没规定金钱赔偿方式。许多人大代表倡议，我国亟待调整国家赔偿原则，设立惩罚性赔偿，大幅度提高赔偿标准。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公开表示，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已经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