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困境与出路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设立是为了保障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内容能够得以实现。然而实际适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本罪无法发挥应有效用。理论上关于主体范围的界定、调解书是否属于本罪的犯罪对象、行为时间如何起算等争议长期存在;实务中总体适用比例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模糊、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等问题亟需解决。为此,可以通过细化“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司法解释、建立完善的追诉程序、提高裁判文书质量来提高本罪的适用,助力“执行难”的破解。     

文化厅长的堕落人生

2019年7月2日,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公布黄峻受贿一审判决结果,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正厅级),云南省文化厅原党组书记、厅长黄峻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黄峻这名曾经的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百姓文化品味为已任的文化厅长,却在履职中被金钱迷住了双眼,直至在临近退休时堕落。     

免予刑事处罚的王某被解除劳动合同案

案情回放:王某系南康公司职工,双方签有劳动合同。2004年5月12日,某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2004年7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有罪判决背后的达州官商生态

“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马晶华等人作出有罪判决。就是要维系‘达州官商生态体系’不可动摇。”马昌华的辩护律师告诉记者,如果“马晶华案”得不到彻底平反昭雪。“大竹事件”不会在达州止步。     

国际法院司法实践中的初步反对问题研究

初步反对程序是一种附带程序,是维护当事国间权利义务平衡的一种重要程序。初步反对被提出之后,关于实体审理的程序就暂时停止。初步反对判决原则上不得涉及到实体问题,具有相对的“既决力“。为了加强对此程序的控制,国际法院修改了有关规则。     

承认执行外国法院知识产权判决之公共政策例外的特殊性

本文运用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2019年7月通过的海牙判决公约的历次草案以及各跨境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示范性规则等一系列法律文本及有关案例的研究,发现在承认执行外国法院知识产权判决的过程中,对适用公共政策例外的考量因素具有特殊性。在人权保护层面,需要考虑与个人数据权利的冲突;地域性也可能构成援引公共政策例外的情形,表现于对判决的法律审查在特定情形下不可避免,需要审查是否适用权利保护地法,但若外国判决中的知识产权在被请求国没有规定或规定不一致,不构成援引公共政策例外的理由;在国内利益方面,还需要考虑公共健康和公共道德等因素。     

8年商标之争“乔丹”是“飞人”乔丹的

经历三级法院审理,前后持续8年,“飞人”乔丹的系列商标纠纷案终于有了新的结果。2020年明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认定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丹体育”)损害了美国NBA前球员迈克尔·杰弗里,乔丹的在先姓名权,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由国家知iR产权局就争议商标“乔丹及图”重新作出裁定。     

伪造领导签名为什么还能得逞?

一份伪造报告、一句“请水利局雷局长核实支持安排伍万元整”,再加上一个假签名,竟从政府职能部门骗取几十万元。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了一份《洪耀诈骗二审刑事裁定书》,披露湖南常宁市卫计局一公职人员多次从政府职能部门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犯罪事实。法院一审判决该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领导干部在公文上签字,意味着该领导对该事项已充分了解并要为之负责。如今越来越强调终身追责,许多领导对需要签字的事项慎之又慎,但仍防不住一些下属或其他人钻空子,冒充或伪造领导的签字办事。这不仅拖累了领导,最终也让自己付出沉重代价。     

调解不成功,可能不是因为水平不行

随着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工作的逐步开展,调解已成为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绝佳选择.案件调解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当事人的心态,只有掌握了双方当事人的心态,调解工作才能对症下药.现笔者通过整理、总结过往的调解经验,来说一说那些拒绝调解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