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整合之我见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具体应用时难以区分,所以,从我国社会体制和法律制度来看,很有必要把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二者进行整合,取消宣告失踪,保留宣告死亡。学术界有很多人持此观点。本文就是从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制度概念和制度效果出发,简单的从时间方面、效果方面、程序方面以及关系方面介绍了二者整合的原因;整合以后的利弊以及整合以后对整个民法和司法部门工作程序的影响。     

司法审查之“变更权”制度探讨

司法变更权是法院对行政机关具有裁量性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后,认为该行政行为欠缺应有的合理性、正当性,基于合理公正的原则给予变更行政行为内容的权力。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制衡的宪政角度,行政权必须服从司法审查,法院或法官运用其知识和经验来审查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正当性。但是,基于行政管理性质、行政效率和技术条件之考量,司法审查一般遵守有限原则并尊重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据以作出行政行为的各种法律规范存有滞后性和周延性,以及行政权恣意滥用的潜在自由裁量,使得司法审查的强度被广泛期待。本文拟通过比较法考察,结合实务中发现的问题,通过对司法变更权扩权因素的考量,探求在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的交叉领域拓展司法审查权是现实的路径选择。     

处方药“触网”难题

正处方药网售市场即将放开的消息,振奋了不少人的信心,尽管市场前景广受好评,行业真正要放开发展,却有很多障碍需要逾越近日曝出的一则消息,再次在医药零售领域激起一弯涟漪。消息称,食药监局于5月28日发布的《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有望于10月底落地。这将意味着,探讨多时的处方药网上销售政策,有望正式出台。     

规范网络反腐创新倡廉渠道

反腐倡廉建设是新时期党建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当前的一项战略性任务.网络以其独有的特点,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大显神威,但网络反腐亦存在着侵犯他人隐私、恶意诽谤、影响司法公正等众多问题.网络反腐作为腐败治理的途径和手段之一,其发展需要政府从加强互动、积极引导、制度化建设、完善立法等各个方面进行引导和规范.     

老年人权益保护需全面考量

“中国失能老人世界最多”。这是某权威网站发的一条不过200多字新闻消息的题目,既不惊人,也不耸闻,网上转载的媒体寥寥数家,几乎没有引来任何的社会舆论的关注。然而细琢磨一下,2010年年末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人。预计到2015年,我国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将达4000万人。     

“机关”不宜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机关应否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在1996年修订《刑法》时即存在争论。我国1997年《刑法》第30条明文规定"机关"可以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但争论并未因此而停止。通过对"机关应否规定为单位犯罪主体的争论"和"机关规定为单位犯罪主体的得失"的评析,可以看出将国家机关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弊大于利,因而虽有规定,却没有执行,实际成为置而不用。据此,"机关"不宜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刑法》第30条中的"机关"一词还是取消为好。     

特赦问题研究

赦免,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盛世时赦少,乱世赦多也是历史所证明的。赦多则宽暴徒、伤良民,使国家法令废弛,更有鼓励犯罪之嫌。当今社会,赦免是许多国家弥补法律僵化的重要手段,然而赦免对于法治的违背使人们对赦免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而且赦免存在滥用政治目的的可能。目前,我国关于特赦的立法并不成熟;社会的后续接受能力也有限;老百姓对特赦所产生的危机感更是难以消除。因而在目前情况下不宜进行特赦。     

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利弊分析及对策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是政府首次正式承认了“土地流转”的合法地位。目前,全国平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占总承包耕地面积的比例约为8．7％,流出农户占家庭承包经营农户总数的9％。可见,土地流转作为一项土地改革的重要举措已在全国开展起来。本文简要分析现行土地流转模式的利与弊,希望可以为其他地区在开展土地流转工作中选择适合本地流转模式提供决策参考。     

网络反腐的利弊及对策研究

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不仅为网络反腐提供了技术土壤,也为网络反腐创造了一定的政治环境。尽管网络反腐使一批腐败官员戏剧性落马而彰显出其在反腐斗争中的作用,但网络反腐也存在着夸大事实、虚假舆论、恶意举报等问题。具体分析网络反腐的利弊,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利用网络积极引导大众舆论,增强网络在反腐斗争中的实用性,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安机关考核工作应从“考量”向“考质”转变

作为一种行之有效且必然存在的管理模式,公安机关的考核工作在促进民警个体发展、促进公安整体发展、促进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考核在发挥无形"指挥棒"作用的同时,本身也应是一项值得反思和创新的重点工作。面对社会管理工作日益向解决深层次问题发展的形势,按照公安工作几十年绩效评价的实践积累,公安机关的考核从"考量"向"考质"转变——即从以警务实际出发,落脚于实际效果,科学地衡量工作业绩,激发队伍活力,为创造一个持久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出更大的贡献,已成为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