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解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创造性构想,如能付诸实现,将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最为坚实的保障,也将对未来国际关系走向提供不同于既往的典范。同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需从中美两国的发展目标、发展环境和自身国力出发,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作出正确的解读。     

中澳关系中的美国、日本因素

<正>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关系目前呈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高成长、全面发展之良好态势。2014年中澳双方高层在多边、双边场合互动不断,两国元首在一年内实现三次会面和互访,为两国四十多年交往历史所仅见。2014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布里斯班峰会后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取得了中外瞩目的丰硕成果,为中澳关系发展开启新纪元。除此之外,双边还有许多其他高层交往。这些密集互动让中澳     

涉股票类受贿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一、基本案情被告人李某,原任某市发改委某处处长。2013年至2016年间,李某利用职务便利,为甲公司在申请政府扶持资金中提供帮助,甲公司股东孙某提出送50万元表示感谢,李某要求将50万元换成甲公司每股1元的50万股权并由孙某代持,两人曾就代持事宜进行多次确认,至案发时该股权尚未分红但孙某曾按每股3元转让持有的部分股权。     

特殊自首条款中“犯罪事实不成立”的理解与适用

一、基本案情2018年10月,A区纪检监察机关接到举报称:A区建设局副局长王某利用职务便利为甲公司招投标工程项目提供帮助,2011年至2012年非法收受甲公司董事长李某所送现金8万元。A区纪检监察机关掌握前述举报线索后,通知王某到案了解情况。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本人于2008年至2018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包括甲公司董事长李某所送8万元在内的十余个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150余万元的事实。     

加快固体废物处置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无废试验区”

对标国际三大湾区,生态环境仍是粤港澳大湾区一大短板。由于湾区自然环境容量有限,湾区经济迅速融合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加大,为此必须寻求一条资源循环利用的路子。在2018年,"无废城市"建设已被提上日程,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在固体废物资源循环再利用方面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因此,探索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无废示范区",系统推进区域内固体废物处置,提高湾区循环发展水平,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

受原乡传统的影响,中国人在向印尼移民的过程中,也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带到了印尼。自有华人定居吧城之时起,就"有人必有庙"。至元明时期,华人庙宇已遍布印尼各地,尤以吧城为盛。吧国公堂是荷兰殖民时期吧城华人处理华人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具有半自治性质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吧国公堂名下有华人四大佛教庙宇,即观音亭、完劫寺、安恤神庙和玄天上帝庙,其中以观音亭建立时间最早、影响最大。为管理与维护上述四大寺庙,公堂设置有专门的"掌庙宇公勃低"一职,还定期安排官员轮值管理不同的寺庙。公堂对华人寺庙的管理,包括主持中元节及清明节祭祀等宗教活动、寺庙的重修与维护、募集善缘题捐、监管寺庙日常工作(包括向荷印殖民政府申请僧人移民来到吧城,负责各寺庙僧众的选任、离职和监管,监督寺庙所属土地及房屋的出租,管理寺庙所属器具,监管寺庙日常收支及处理寺庙与周边民众的纠纷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半自治性质的一种体现。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公堂的自治权逐渐被削弱。二战后印尼政府又对华人宗教活动进行诸多限制,于是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权逐步丧失。1970年代印尼政府更下令将具有华族色彩的庙宇(Klenteng)改为佛寺(Vihara),并禁止华人再建新的庙宇。     

家国情怀与抗疫伟力

2020年伊始,一场空前的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肆虐武汉,蔓延全国,国家和人民骤然面临巨大的威胁。疫情就是命令,抗疫亟待伟力,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国家凝聚力,导源于各族人民深厚的家国情怀。纵览中国古往今来的家国情怀及其释放的伟力,有助于认知当下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果,预判抗疫之战的前途。     

《美墨加协定》对非市场经济国的约束及其合法性研判

作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重要经贸外交成果,《美墨加协定》被称为是美国21世纪贸易协定的新范本。《美墨加协定》延续了美国对贸易对象国进行区别对待的传统,对非市场经济国投资者和国有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进行严格限制,甚至开始在区域层面推广针对非市场经济国的"毒丸"条款,这严重损害了二战以来多边贸易体系中的非歧视待遇原则。《美墨加协定》非市场经济国的特殊规则违反了条约不对第三国施加义务、区域贸易协定应更自由化以及善意原则、禁反言等国际法规范。基于此,应从国际法角度认识并解决《美墨加协定》对非市场经济国的不当约束。作为利益相关方,中国一方面应积极回应所谓"非市场经济国"的指责,另一方面以维持和完善公平竞争秩序的方法推进国内市场经济改革,并以法治的理念深化中国和美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坚定不移地捍卫全球化。     

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

当前,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战事已进入尾声,然而,地面战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思想的消亡。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发展脉络框架下考察,“伊斯兰国”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的独特历史地位塑造了它当前与未来的思想发展方式。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当前反恐战争所面对的“战败者”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其意识形态过去近半个世纪危机式发展赋予了“伊斯兰国”面对失败的独特抵抗能力。“基地”组织在2011年被击溃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斯兰国”将很有可能继续在扩大其基本怀旧式叙事、赋予战败以合法性的同时,还将通过“全球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一种“暴力即思想”的恐怖思想内核进一步扩散并升级。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战争,可能刚刚到一个需要进行“中期评估”的时候,这场战争远未结束。     

文化融入策略与恐怖组织的认同

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