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污收费到排污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一种财产权视角的观察

目前在理论上处于弱势的排污收费依然在我国社会现实中占据主流,而在舆论上不断高涨的排污权交易及碳排放权交易却迟迟没能进入实质性运转.为了有的放矢地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有必要深入挖掘二者的理论基础.丹尼尔在哈丁解决“公地悲剧”思路的基础上提出“自由获取悲剧”理论,试图挖掘财产权的基础并提出解决地方性环境问题的方案.在我国,排污收费制度主要以环境物品的公共所有权为基础,而排污权交易及碳排放权交易则以公共所有权及私人所有权并存为基础,并且企业对环境物品的私人所有权主要通过有偿方式取得.排污收费制度在我国已遭受诸多诟病,而排污权交易及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性取决于权利配置是否合理、监管是否到位、市场是否成熟等因素.     

律师旁听讯问的法律规制探析

律师旁听讯问能够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能够促使侦查人员转变执法理念,提高执法水平,最终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与高效。对于凡是允许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案件,律师在所有讯问活动期间和每一次讯问的全过程都可以旁听,可以耳闻目睹讯问的整个过程,应赋予律师知情、帮助、核查、提出异议等权利。与此同时,法律赋予律师保密义务。律师滥用权利或实施了侵权行为的,也应受到法律的惩处。     

从“活熊取胆”事件看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

近日,中药企业福建归真堂在谋求上市时因被指"活熊取胆"而备受关注。尽管归真堂很快开放了养熊基地,希望借此消除公众的疑虑和指责,但关于"活熊取胆"技术甚至整个熊胆产业的存与废的争论仍在持续升温。在我们看来,这一个从"救熊"开始的命题,已     

新技术时代广播组织权保护的难题与破解——基于请求权基础的视角

数字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的进步给广播组织权益的保护带来了诸多问题,我国《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权的请求权基础规定不够完备,使得广播组织在网络环境下的授权和维权面临着授权依据不明、维权力不从心的尴尬局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正在致力于制定新的国际条约以加强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我国在《著作权法》修订中也应当兼顾国情与国际环境,在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基础上扩大已有请求权基础范围、增加新的请求权基础并设定相应的限制,以期在保证社会公众合理使用的前提下完善广播组织权的保护.     

形成权诉讼与形成之诉关系辨析

对于权利人依其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一类民事权利,民事实体法学在理论上将其统称为形成权,而以形成权为基础提起的诉讼并非当然是形成之诉这么简单.事实上,在这一集合概念之下的各子权利,根据民事实体法对其行使方式的不同规定,以其为基础提起的形成权诉讼与形成之诉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或为包含与被包含、或完全两立、或相互交叉.形成权诉讼与形成之诉在诉的类型、判决形式及判决效力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     

内蒙古县域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与整合利用

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自然文化资源、民间文化资源及现代文明创造的红色文化资源等,绝大部分分布在我区102个旗县境内。在建设自治区文化大区的目标进程中,在县域文化建设逐步展开之际,挖掘整理与整合利用好这些文化资源,是我们必须花大力气去做的事。     

从“看不见的手”到政府宏观调控

从"看不见的手"到政府直接干预,再到宏观调控,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亚当.斯密、马歇尔等新老古典学派都认为不断增加国民财富的最好办法就是给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竞争、自动调节、不需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系,无须政府进行干预。直到凯恩斯才提出了政府干预理论。现代西方国家既反对"纯粹的"自由经营论,又反对"纯粹的"国家干预论,而主张国家应对经济运行进行适度的宏观调控,它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宏观调控理论和调控体系都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研究课标变化 深化课程改革——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与实验稿比较研究

2011年12月28日,教育部印发了包括思想品德学科在内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新课程标准将于2012年秋季开始实行。深入贯彻实施新课标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广大中小学教师和教研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本文试对思想品德学科课程标准(以下简     

版权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公布7月6日,国家版权局公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从7月6日起至7月31日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与3月31日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相比,第二稿对于此前争议较大的录音制作的法定许可、集体管理组织延伸管理、"孤儿作品"授权机制等问题给予了积极回应,并参考《视听表演北京条约》进一步明确表演者权的相关规定。《著作权法》(修改草案)3月31日公布后,第四十六条关于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条款在音乐界引发强烈反应:"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     

单位证明制度:法理基础转换与制度重构——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作为一项内生型制度,单位证明制度虽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但却被多种理由反对,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该制度法理基础的认识存在偏误.单位不得作为证人的原因主要在于功利而非逻辑,由此产生的制度间隙在大陆法系主要是通过嘱托调查制度来填补的.该制度所实现的功能与我国的单位证明制度类似,故而可以作为我国重塑单位证明制度的模板.因此,单位证明制度的法理基础应转换为言辞原则的变通、自由证明、证据自由以及当事人证明权的保障.重构单位证明制度首先应当将单位证明定位为简易、特殊的证据方法,然后从受托单位的要求及其应答义务、调查的客体、调查的程序以及诉讼费用等几个方面进行制度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