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工厂青年的个人问题、心态与需求现状及其启示

关注当代工厂青年的个人问题、心态需求及其服务的开展,是当代青年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基于这一思考,本文从对当前工厂青年问题的调查与分析入手,着重分析了当代工厂青年的个人性问题、心态与需求的现状及其挑战,最终落脚于如何从工业社会工作视野以及社会系统功能的发挥的角度开展为工厂青年的社会服务。     

论卧底侦查

卧底侦查是强制侦查中的一种,与诱惑侦查同属于化装侦查。卧底侦查是对付重大的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手段,也是最后的侦查手段。由于卧底侦查副作用明显,我国又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而实践中的适用又因有组织犯罪的猖獗而无法回避,对卧底侦查法理根据的探讨,关于卧底侦查具体法律规定的讨论,就为未来的立法和当前的侦查实践所需要。     

俄伊传统关系终结之思考

俄伊关系是苏伊军事合作关系的继承和发扬。俄伊传统关系的终结意味着俄罗斯在伊战略利益的丧失，亦意味着美国全球扩张战略中又一个重要目标的实现和大国在伊利益排序作有利于美国的转移。对伊战争隐含美国多重利益目标，这由美国霸权主义野心和单边主义行为所决定。此外，根据逻辑推断，存在着下一个俄(或X)——X关系终结的可能，应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     

第九届东盟政府首脑会议：加强地区团结，增进对外关系

东盟在2003年10月举行了第九届政府首脑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召开的这次峰会因宣布了“东盟一体化(协议)”(ASEAN Community),即“第二项巴厘协调一致协议”(Bali ConcordⅡ)而引人注目,这旨在确立安全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这些协议基本上是意向的陈述,而政策细节还有待于在日后进一步充实完善。印度尼西亚关于“建立一支东盟维和部队来作为安全一体化的一部分”的建议,并未受到所有各方的欢迎。尽管媒体报道了“东盟的第二项巴厘协调一致协议”,但巴厘峰会的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却在于东盟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关系。中国、印度…     

数字时代的软件版权保护技术：技术双刃剑与另类创新

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作品复制和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和由此形成的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严重威胁，著作权保护机制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如在难以追究网络中众多个人侵权者责任的情况下，著作权法中第三人责任（间接责任）制度得以迅速地确立；为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和传播数字化作品，著作权法又引入了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但这两种新制度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著作权是否过度扩张、是否影响高科技发展和公众获取作品自由的担忧。同时，数字技术也改变了原有的著作权许可方式，新的利益平衡机制正在形成之中。本组论文对这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独到见解。无论读者是否赞同其中的结论，或许都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伊朗核问题不是中国的包袱

伊朗核问题再次将中国的外交推上了风口浪尖。一边是中国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美国，一边是美国的死敌、中国的朋友伊朗。美国要求中国“负责任地运用其地位和影响力”，支持安理会出面干预伊朗问题。伊朗则不时地提醒中国在伊朗有重大的能源和经济利益。     

诉讼调解制度：让我欢喜让我忧——以利益衡量论为视角

诉讼调解制度是中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基本的诉讼制度。它存在着判决无法比拟的优点，同时也存在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这些弱点源自于调解的性质，内生于调解的功能。法官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法官利益衡量的结果。实体法的约束经过利益衡量和调解的双重软化後，使法官的主观恣意暴露无遗，破坏了法律的安定性和妥当性。本文以利益衡量论为视角，探讨调解制度的利与弊，并提出完善调解制度的构想，旨在克服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的主观恣意，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限制公车是汽车时代的真问题

那些编制百富榜的人可能正为中国这张百富榜即将带来的轰动效果沾沾自喜,像以往的百富榜一样,成为了人们的谈资,在轰动的背后,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经济利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并没有让我们看到风起云涌的场面,这张病态的百富榜,能为人们带来什么思考呢?     

透视冷战后美国发动的四场战争

冷战后,美国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凭借绝对的军事优势,美国接二连三地动用军事力量,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用武力征服世界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是美国进行军事战略变革的根本动因。欲征服世界,终须征服中国。随着实力的加强,美国的军事战略目标从“遮掩”到“凸现”——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竞争对象和遏制对象。从“北约东扩”到“亚洲小北约西扩”,美国新军事战略全方位围堵中国的态势已经显现;从“军售”到支持台独,美国包围中国的最后一环已经完成。     

政府利益形成的原因分析

政府利益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要有效地控制政府利益 ,使之处于良性的水平之上 ,就要对政府利益形成的原因作出分析。在我国 ,政府机构利益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传统文化和制度惯性的影响、利益密度不均衡、传统的“单轨政治”在改革以后发生了断裂以及制衡机制的低效等各种因素为政府机构利益的膨胀提供了条件和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