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创先争优长效机制

构建创先争优活动长效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一项基本要求。要使创先争优活动真正成为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的制度性安排,重点要在构建“书记抓、抓书记”的责任落实机制、激发党组织和党员积极性的内在动力机制。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及其面临的体制性难题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主要是政府围绕转型期社会问题及其化解而展开。出于工具理性推动的结果,宗教信仰缺失、制度安排约束、NGO发育不良与结构性资源短缺等,使得社会工作在介入社会问题化解中的作用有限。这种依附型嵌入性发展特点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专业独立性与职业化发展。     

重大工程项目引发集体行动的微观机制研究

当前,对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的主要方法表现为安全工程风险评估方法在社会风险评估中的直接应用,社会风险的主体特征没有得到有效的评价。本文综合运用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重大工程项目对当地民众造成的客观风险,构建了重大工程项目引发集体行动的微观机制模型,并进一步探讨了模型潜变量的测量,为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指出了新的发展路径。     

省人大常委会首次委托专家进行立法后评估

近日,省人大法制工作机构向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提交了城市市容环卫条例、职业教育法实施办法两件法规12个制度性条款的立法后评估报告,这标志着为期半年的立法后评估工作顺利结束。     

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发展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积极探索21世纪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新途径。在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模式选择上,应该遵循时间上的渐次性和空间上的层次性相结合的方针,首先加快中、日、韩3国的制度性合作,使之成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和先导,然后再向全区扩展。当然,只有充分利用好各种有利因素,才能使合作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问题研究——以云浮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情况为例

重视和加强党外代表人士工作、巩固党与党外人士的政治联盟,既是统一战线的一项长期基础性和战略性工程,也是加强人才工作部署、全面提高人才发展水平、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以广东云浮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情况为例,分析了云浮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发展中呈现的个体文化程度高,专业造诣深,但代表性不够;整体政治素质好,参政意识强,但引导参政议政不够;民主党派、无党派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但总体规划不够等新特征,提出要统筹规划,综合考评,培训培养,制度性引导参政议政等建议,切实推进云浮市统战工作。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论制度性弱者的生成与影响

制度性弱者主要是指因制度性原因而导致成为社会弱势或自认是弱势一方的社会成员.制度创立的不民主、运行的不稳定、内容的不合理、规范性功能的减弱等均可能使一部分人成为弱势者或相对弱势者.如果因制度性问题使社会大量人群产生了弱势感,透过制度性弱者这一特殊的社会造影剂,可以发现社会中存在的诸多病变图像,包括但不限于个体的幸福感降低、社会的不稳定性加剧、制度规范被虚置等.     

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事件——过程模型和参与者行动逻辑

在我国近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工程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学者邻避效应的概念,而应代之以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事件来表述,这为我们观察和研究这一现象提供了三个新的视角。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概括出我国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事件的过程模型及其参与者的行动逻辑,并进而提出预防和治理的对策建议。这一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工程引发群体事件的原因及其实质,以及有针对性地预防和治理这一现象,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深化我国应急管理的理论研究,也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县委书记说基层

政绩考核是基层乱局的一个制度性原因。通常情况下,乡镇与上级领导签订的责任状达20份左右,有的地方多达60多份。与政绩考核相配套的一票否决制已经由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扩展到招商引资、信访控制、反腐倡廉等诸多领域。这样的考核制度虽然在奖勤罚懒、推动工作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迫使基层唯上级马首是瞻,难以把主要精力放到为公众提供服务上来,甚至引发了一些侵犯民众利益的事件。其弊端在以下三项工作中表现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