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文明的价值尺度

总体而论，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方面，是关于公共权力的合理化和人道化制度安排。在当代，一种政治生活方式要想被人公认为是文明的政治生活方式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或符合以下标准：     

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分析

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是指刑罚威慑功能的发挥在实现刑罚目的方面所具有的有用性。这一问 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的指向问题,即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是以刑罚目的的实 现为价值内涵的;二是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的外在表现问题,即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本文 认为,刑罚威慑在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功利价值方面具有廉价性的特点,它理应受到现代刑事立法和刑事司 法的充分重视。     

“人道的竞争”如何可能

如何正确地引导人际竞争,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完全的自由竞争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甚至能带来永久和平。他们认为,只要人们意识到,人类可以通过科技发明而无限地利用自然力来为人类服务,全人类应齐心协力地征服自然,而不是愚蠢地彼此征服,就可以走向永久和平。但20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自由主义的理想注定不能实现。首先,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财富稀缺性是无法消除的,资本主义国家会不时地诉诸战争以争夺稀缺的财富(包括各种资源)。其次,自然资源不是无偿的,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愈烈,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愈烈。以征服自然的方式宣泄征服力的经济竞争会把人类推向毁灭的深渊。能确保人类安全的竞争是"人道的竞争",未来的政治应引导、激励人们进行"人道的竞争"。为激励"人道的竞争",须摈弃独断的普遍主义真理观和物理主义世界观,须超越物质主义价值观。     

百年红十字 世纪博爱情——福建省红十字会携手人道、服务民生工作纪实

红十字运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和象征。福建省红十字组织建会于1911年,至今已走过了100年的光辉历程。一个世纪以来,全省红十字会始终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始终以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为已任,扎实开展人道传播、     

功利主义大师论公正

英国近代伦理学家边沁、穆勒和西奇威克,分别是古典功利主义的创始阶段、鼎盛阶段和没落阶段的代表人物。三位大师的功利主义思想体系,均将功利原则置于首位,但并不排除公正价值。边沁力图阐明,功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公正理论,是对最大多数人的公正。穆勒完善了边沁思想,阐明了公正原则对于功利主义的重要性。西奇威克应用直觉主义阐明公正原则,提出了"保守公正"与"理想公正"范畴,主张功利原则必须由公正原则加以补充。他们的公正思想包含了确定个人权利的原则,其分配模式承认人人平等的权利,主张以有限度的结果不平等作为激励手段,以增进所有人的更大幸福。他们的思想要旨是:"呼吁公正,却非公正至上;功利第一,但要分配公正"。功利主义大师的公正思想,通过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伦理学说,间接地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提供了思想财富。     

备战打仗中的国际人道法规则运用

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区分对待战斗员和平民,以便在武装冲突中有效地对战争受难者进行保护,平衡"军事必要"与"人道需求"这一矛盾。从实践经验上看,我军在战争中往往守法做的比较好,而在对付敌人违法作战方面准备不足。在未来军事斗争中应利用国际人道法的相关知识,做到既严格遵守又灵活运用。具体做法包括:将遵守国际人道规则列入部队训练和演习内容;运用国际人道法合理进行目标选择与打击;做到正确、灵活地对待和使用保护性标志;灵活处置国际人道法的守势反用等。     

多起文化事件折射当代人浮躁功利

2011年发生的一些文化事件,折射出当代人的浮躁和功利。民营书店相继关闭,失落的阅读精神引发关注;艺术品市场乱象丛生,当代人的道德水平值得深思;故宫＂多重门＂的争议,更激起网民关于文物价值和文化使命的大讨论。纵观这些事件背后,可以隐约看到失落的人文精神令人心忧。而对这些事件的种种讨论和回应,更体现出公众对人文精神近乎本能的向往和追求。     

太极山门保卫战（一）

王大勇说，“闫芳事件”是个坏事，但希望扭转为好事——以此引发公众和武术界的反思。闫芳这样玄虚化、神秘化武术的“高手”并非个别现象，因为功利思想泛滥，在中医、道教、佛教等传统文化领域，都有“闫芳”的身影。 要保卫的，也许不只有太极拳。 ——采访手记 一位近60岁的老太，着练功服，个子不高，貌不惊人。她手一摆，竟然就能把八尺男儿推出数米，踉跄不稳。四个大老爷们围拢上来，她轻挥衣袖，便能把他们“打”得四散开去，“功力不济”者，则摔倒在地。更神的，她和徒弟握手时一“发功”，对方就触电般上蹦下跳，痛苦不已。甚至，无需和对手接触，她便能“隔山打牛”。这并非武侠小说，而是已在网络上流传了将近一月、点击量以千万计的视频。     

论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背景与中国实践

当前,刑罚轻缓化已成为各国刑事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刑事司法的理性选择,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经济发展状况和人的价值优劣的重要标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国是否应该融入刑罚轻缓化的历史潮流?如果融入,是否又有不同于他国进程的特殊性以及如何在中国的刑罚制度中予以体现?本期策划组织的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刑罚轻缓化的提倡理应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     

介绍贿赂罪司法实证研究

作为独立成罪的介绍贿赂罪,介绍贿赂人与行、受贿人可能具有不同的利益追求,介绍贿赂罪的成立不以介绍人获得经济利益为条件;不以行、受贿罪的成立为条件;其既遂形态不以贿赂实现为标准。对于未参与实际给付贿赂过程的介绍人,能否构罪应以是否对贿赂行为的＂明知＂为前提;特别条款中的＂主动交代＂应以司法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为限,以体现立法意图,实现其严厉打击行、受贿犯罪的功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