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元到多元:一般预防论的流变

本文考察了一般预防论的历史演进过程 ,认为重刑威吓论是一般预防的初始形态 ,古典功利论是一般预防论的近代形态 ,多元遏制论是一般预防的当代形态。重刑威吓论相对于等害报复论是一种历史进步 ,但是 ,其因易于导致严刑苛罚、刑罚的盲目性与随意性以及不合效益观念而具有不合理性 ;古典功利论虽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重刑威吓论的某些缺陷 ,但其将所有犯罪均视为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则显然失之片面 ,且未能彻底消除严刑苛罚的危险以及刑罚的盲目性与随意性 ;多元遏制论因未将一般预防限于威吓而趋向于对一般预防作用的全面揭示 ,克服了古典功利论将所有犯罪都视为人之理性选择的结果的片面性 ,且因兼顾报应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来自报应论的责难     

论幼儿交往生活的缺失

交往对于幼和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幼儿情感、个性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幼儿整个生活的组成部分。幼儿之间的理解以及幼儿对成人的理解、成人对幼儿的理解,都必然通过交往活动来实现。然而,幼儿的上境和幼儿教育的现实,造成了幼儿交往生活的缺失,其主要表现在功利社会背景下幼儿正常交往生活的剥夺,竞争状态下幼儿的孤立化,城市化生活中幼儿交往活动的丧失以及独生子女教育策略的失调。满足幼儿的交往权利是教育的重要职责之一。     

法家功利思想推动秦国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关于制度的价值合理性的思考及其启示

法家思想推动秦国从落后走向兴盛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该思想之所以在战国的社会变革时期卓然于其他各家,并适应秦国的历史文化特点推动秦国的发展,在于其以法的手段将自己主张的宁君主公利和民众私利于一处的功利思想所设定的合理的价值取向制度化。即,制度的价值合理性是法家思想推动秦国发展的内在机制,这给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留下了启示。     

能动与克制之间的功利追求——读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

法条主义并不是实用主义的悖论,而是实用主义的选项之一。实用主义通过对法条主义的整合,在实用主义裁判行为被克制与法条主义裁判行为被能动中追求司法功利的最大化。     

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救援

在国际人道救援的所有情形中,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救援最敏感、最复杂,它与国际人道干涉、国际维和行动有着微妙的关系;它在一些分散的国际法文件中能找到较为明确的依据;它在实施中须严格遵守中立、公正、独立的行动原则.在新时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救援,受到各方面的主客观因素作用,在救援对象和救援主体两方面出现了人道困境,该困...     

浅析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设置——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金融诈骗犯罪领域内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的死刑,却唯独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对此学界观点各异。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处于转型期的基本国情下,保留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具有现实的必要性。然而面对当今社会去死刑化的浪潮,我们也应当正视死刑的废除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取消包括集资诈骗在内的经济犯罪领域的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刑法中的人道问题

近代以来,随着人道主义呼声的高涨,犯罪人的处遇措施应该得到改良、死刑应当废止的主张日渐扩大了影响面。但是人道能否限制刑罚？从国内的主流观点——人道是刑罚的价值要素去推论,人道可以对刑罚构成一种根据性的限制,与人道不符,刑罚就应该废止。但是通过价值哲学、刑罚历史、刑罚根基的考察,人道不是刑罚的价值要素。因此,人道对刑罚的限制不是根据性的,而是条件性的,只有当人道理念较比刑罚理念占优势时,人道才限制刑罚。至此,中国当前的刑事政策应是适度改良监狱设施,坚持保留死刑立场上的严格限制死刑。     

国际道义视角下的发展援助

近年来,减贫和发展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发展援助的道义基础也成为国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通过向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或优惠贷款,发展援助与国际道义之间具有某种天然联系。发展援助国际道义的现实基础在于全球性国际社会和全球相互依赖的形成和发展,而其理论依据则主要来源于人道义务和正义义务。在援助实践及援助制度中,这种道义关切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是国际道义论并不能取代援助国利益论,二者构成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论儒家礼教思想中的天人观

天人同源、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儒家天人观,是其礼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而礼教的基础是天道或天理。礼源于天,先天地正确,不可违逆。人与万事万物一样,都是天的造物。所以,礼合符天道,也合符人道,人遵从礼也就是遵从天道、天理,甚至也是遵从自己的人性。人能够遵从礼,也必须遵从礼。     

罗尔斯对平均功利原则的批判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针对功利主义提出的,功利主义包括古典功利主义和平均功利主义等形式,罗尔斯把功利主义的原则分为古典功利原则和平均功利原则,认为平均功利原则优越于古典功利原则,同时又指出了平均功利原则的理论困难和缺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正义原则”,实现了对平均功利原则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