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污染环境犯罪增设危险犯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凸显,各地污染环境犯罪的案例层出不穷、数量大幅攀升.现行立法虽有进步,但其处罚的基本形态为实害犯、行为犯.这样的立法设置对于惩治污染环境犯罪的司法实践来说存在滞后性.为了更好地遏制并打击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应当在污染环境犯罪中增设危险犯.     

“网络雾霾”对青少年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网络雾霾"的形成是由于青少年自身缺乏判断力和自制力,网络运营商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以及网络监管力度不大导致。"网络雾霾"对青少年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阻碍青少年正常的社会化进程,甚至诱发青少年犯罪。本文建议建立相应独立的机构,从立法执法、研发和升级网络管理技术、完善"三位一体"社会教育体制方面扫除"网络雾霾",为青少年成长提供一个清新的网络环境。     

侵财犯罪成罪数额问题研究

在我国打击侵财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时,一方面呈现出了严打侵财犯罪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一般的侵财犯罪的成罪数额标准却被大幅度地提高了。侵财犯罪数额的确定就成了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从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相应司法解释的说明上来看,在确定侵财犯罪的数额时,参考的标准大致可以归为两类,即"人均收入"和"发案率"。用"人均收入"和"发案率"这两个因素确定侵财犯罪成罪的数额,不但没有给出确定侵财犯罪成罪数额的清晰标准,反而变得更加模糊,很难分清楚罪与非罪的界限。应以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侵财犯罪中的成罪数额。     

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因素比较研究

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影响青少年犯罪的消极家庭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包括消极的家庭特征、不良的家庭教育、贫困的家庭经济、不当的授乳时期、家庭不和睦、家庭结构不完整等,并提出了一些克服这些因素的建议.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与政策规定研究

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展不成熟,缺乏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易受社会不良因素影响,致使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攀升,对此,必须引起国家的重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不能与成年人犯罪混为一谈,在刑事立法上也应该与时俱进,充分体现国家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加强保护未成年犯罪人权益的观念,努力达到惩罚与保护相平衡,建立一个更加合理、完善的刑法体系,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未来。     

论犯罪构成体系中定量因素之定位

在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的定量因素难以在犯罪构成中合理定位。基于体系下的问题思考方式,坚持在现行犯罪构成体系内安置定量因素。提倡将犯罪构成分层为形式的犯罪构成和实质的犯罪构成,定量因素以及正当化事由等均可纳入实质的犯罪构成中,行为的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形式评价和实质评价将在一定程度上分离,有助于解决犯罪构成相关的理论难题。     

金融犯罪案件监管中检察监督的优化对策

检察机关在侦办金融犯罪案件中＂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期间的检察监督工作中并未得到明显的体现,这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全过程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以及我国法治文明进步的趋势。文章以某地监狱的金融犯罪案件中服刑人员基本情况为研究对象,对此类案件的刑罚执行现状进行实证和对比分析,为检察机关完善对此类案件的检察监督工作提出可行性建议。     

扮演“人质”帮助犯罪嫌疑人逃匿的行为定性

正一、基本案情被告人程某与被告人邓某某系男女朋友关系,程某经常在邓某某位于重庆市南岸区花园五村7栋9-2号的出租屋内居住。2011年1月31日凌晨2时许,被告人程某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万达广场的艾夫酒店六楼,持仿真手枪和刀具抢走周某人民币12600元、创维SE89型手机一部。2011年2月11日23时许,民警在南岸区花园五村7栋9-2号被告人邓某某租住处,对程某实施抓捕     

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共犯辨析

正本文案例启示:区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共同贪污犯罪,应从发放资金手段的合理性、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款项的违规程度来进行,如果单位有发放工资、奖金、福利等资金的资格,且参与分配人不知晓私分资金的性质、来源,发放款项主要违反财务制度和纪律的,一般应认定为私分国有资产罪,否则,可考虑构成贪污罪的共犯。[案例一]刘某某,某市烟草分公司副经理兼该市烟叶复烤厂厂长、法定代表人。刘某某上任后授意厂财务通过收取呆帐不入帐、收取欠款不入帐、假列支出的方式,套出单位资金共计670余万元,设立了"小金库"(经司法会计鉴定,均属国有资产),部分用于应对不规范的业务开支,部分用于给职工发放奖金。2001年至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及其预防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日渐成为城市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传统的农民工犯罪而言,它显现出更为鲜明的特点,犯罪原因也更为复杂。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应该从源头预防、流动过程预防、再犯罪预防等三方面综合展开,而国家和社会积极采取措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则是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最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