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走错误汇款行为的刑法认定

收款人取走错误汇款的行为在学理上有不作为的诈骗罪与侵占罪两种观点的对立。两种观点均有理论瑕疵,症结在于学者对存款的占有理解有误。如果将存款分为存款债权和存款现金,同时将存款债权的占有认定为归属于存款名义人占有,将存款现金的占有认定为归属于银行占有,那么收款人取走错误汇款的行为就属于将合法占有的他人的存款债权变为非法所有,系对他人存款债权的侵犯,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这样的解释更符合逻辑。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发生“左”倾错误原因探析

1927年,伴随着"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然而,在革命困难时期,中共从1927年11月开始,接连发生三次"左"倾错误,本文研究的是中共这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     

左娜资敌与松山战斗失利——一则史料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再认识

1934年7月,萧克率领的红十七师在赣西南松山作战失利,松山战斗成为红十七师向西突围前的最后一仗。一则鲜被提及的史料,披露了左娜资敌与国民党军队在松山迅速得手的内在联系。左娜本是赣西南根据地西路分委的重要干部,在赣西南地区肃"AB团"的进一步扩大蔓延时出逃。出逃后的左娜叛变资敌,直接导致红十七师在松山战斗失利,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透过左娜资敌的真相可以窥见,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失败并不是单纯军事较量的结果,错误的政治路线也从内部削弱了革命力量。     

以罪名为讨论平台的反思与纠正

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以罪名作为问题讨论平台的现象,但是,由最高司法机关确定的罪名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大多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多罪一名”是我国罪名体系的显著特征,以罪名作为问题讨论平台会带来诸多理论上难以妥善处理的问题。在刑法学研究中,应当严格区分罪名和犯罪这两个概念。刑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犯罪,讨论刑法问题的基本平台只能是犯罪构成而不是罪名,分析刑法问题的基本单元是“一个犯罪构成”而不是“一个罪名”。罪数中的“罪”是指犯罪构成而不是罪名,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是指“同一犯罪构成”内的事实认识错误而非“同一罪名”内的事实认识错误,罪过是犯罪构成的罪过而非罪名的罪过。     

论绝对确定性和死刑

近年来死刑误判案件的披露引起了人们对如何减少此类错误的重新关注。因此，建议提高死刑案件中陪审团成员对被告人罪行确定性的研究者们一致呼吁适用高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文在第二部分列举了一些当前论证死刑案件中可以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理论．并说明这些理论是否能证明死刑案件的定罪阶段和量刑阶均应适用更高证明标准。但因为死刑案件仍相对较少．所以误判死刑案件对正当性造成的整体损害小于每年误判数以千计的非死刑案件造成的损害：2002年仅有159人被判处死刑，但2000年有近925000名成年人在州法院被判处重罪，其中45000人在审判中被定罪（其余为自己认罪）。如果在死刑案件中要求真正的绝对确定性．那么可能会因为没有陪审团成员能真正声称自己有“绝对的确定性”而导致无人会被判处死刑。     

不可忽视案件的心理线索——对一起“蓄意持刀杀人“案的心理分析

案件的心理线索是指案件的具体情节中能反映作案人、被害人、证人的行为动机、心理状态和个性特点的有形和无形的线索.在案件审理中,由于案件的心理线索不象物质痕迹鉴定那样可以成为案件成立的证据,容易被司法人员所忽视.其实案件的心理线索也是判断案件是否成立,判决是否有误的重要线索.笔者对一起杀人案从作案动机、预谋性、证言心理等方面依据心理线索进行分析,认定此案判决有误.     

党史上勇于修正错误的革命领导人

共产党人应树立正确的错误观。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领导人,特别是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罗迈)等,一旦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之后,经过痛苦的思想认识,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随时勇于修正错误,并且敢于坚持真理,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正确的错误观,值得今人思考。     

刑事抗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刑事抗诉权是检察权的重要内容,是检察权制约审判权、对审判权形成＂张力＂的重要手段,它的充分行使可以使被审判者对法律错误适用得以纠偏,避免司法擅断和司法权膨胀。     

长征中党的三次重大抉择(一)

正党中央在红军长征期间做出的三次重大抉择,对于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结束左倾错误背景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