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对话与新的精神秩序

中美分歧反映出更深层的结构失调,即全球将迎来一个与其他大型经济体奉行不同体制与价值观的最大经济体。中国的独特性挑战了它的自我身份认同,也挑战了世界的原有认知。但这一特性是与中国传统共同发展的,中国文化具有与西方同等的正统性。与西方热衷于建构普世秩序不同,中国文化更为灵活、包容。在后现代,东西方有可能"思想解放",展开富有成果的对话,并能够相互平衡。尽管很少有人精通两大知识传统,尤其欧美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了解不够,但我们必须找到交流的方式,寻求新的精神秩序。     

“未犯”先防制度论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已“言”之有多了!而在“行”上如何落到实处呢？借鉴我国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从经济到文化、社会、环保等各大领域,自源头开始-流程环节-终端为止事项的”溯源防范”制度,依法实行“未犯”先防的监控,自会收到良好的制度防范效果。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成立与中止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抽象危险犯,我国《刑法》144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才能认定抽象危险的产生,才成立犯罪。这种抽象危险产生后,也只意味着作为未遂的危险的发生,并不意味着既遂。故在抽象危险产生后,实害发生之前,只要行为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实害发生的,仍能成立犯罪中止。本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之间存在想象竞合关系,在两罪同时成立的情况下,应从一重处断。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纪之问,倡导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哲学的包容：从理学到哲学

近代西学东渐，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对中国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启蒙和变革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之名，只有经学、子学、道学、理学、心学诸说。“哲学”一词，系日本学者西周引入。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但今人往往以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黑格尔哲学标准来剪裁中国哲学，故引发“中国有无哲学”之争。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哲学”之“实”。未来的哲学将是文化哲学的崛起．从传统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风险社会”下抽象危险犯的扩张与限缩

晚近以来,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日益成为学者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与其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但是,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什么是风险刑法,特别是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中的风险以及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国刑法在规制社会风险的过程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等基本理论问题,大多数学者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正是由于对上述基本理论问题缺乏统一的认识,因此,学者们在论述与风险刑法相关的问题时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根本无法与他人进行有效的对话,也无法提出颇具新意的关于我国刑法制度改革的建设性意见。为了尽可能统一人们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是为了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刑法学理论,以指导和解释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我国部分刑法学专家就社会风险与刑法规制:‘风险刑法’理论之反思展开笔谈。     

领导干部提升履职尽责能力要做到“三个相适应”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说，人一生有三个基本错误不能犯：一是德薄而位尊，二是智小而谋大，三是力小而任重。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如果德与位不相适应，思想就会出问题，     

包容增长：弥合社会裂痕

2010年12月16日《南风窗》刊发题为“化解社会矛盾之道”的文章，文章说，底层民众与既得利益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既得利益的心态是动员一切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基础上再扩大利益。而底层民众却深刻地体味到一种疏忽感和边缘感，他们也越来越感觉到生活在一个不那么公正的社会里，导致社会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被侵害后得不到及时和完整的伸张。     

试论行政犯中行政法规与刑事法规的关系——从著作权犯罪的“复制发行”说起

行政犯具有行政与刑事双重违法性特征,两种违法性之间存在着既依附又独立的关系。行政犯能否构成的判断当然在一定程序上会受制于行政法规的规定和解释,但又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法规。一定情况下,行政犯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具有自身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