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法完善探析

我国刑法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为结果犯,给司法实践带来许多困惑.实践中司法机关被拖入重大损失的认定上,导致对权利人保护不力,使一些本应由刑法调整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未得到应有的处理,应改变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为结果犯的立法模式.     

中西文化对话与新的精神秩序

中美分歧反映出更深层的结构失调,即全球将迎来一个与其他大型经济体奉行不同体制与价值观的最大经济体。中国的独特性挑战了它的自我身份认同,也挑战了世界的原有认知。但这一特性是与中国传统共同发展的,中国文化具有与西方同等的正统性。与西方热衷于建构普世秩序不同,中国文化更为灵活、包容。在后现代,东西方有可能"思想解放",展开富有成果的对话,并能够相互平衡。尽管很少有人精通两大知识传统,尤其欧美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了解不够,但我们必须找到交流的方式,寻求新的精神秩序。     

论不能犯与能犯未遂的区分标准

不能犯作为犯罪未遂的一种类型,具有行为的危险性。但由于行为人主观的认识错误致使行为不可能达到既遂,因此既遂不能是不能犯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其与能犯未遂的重要区分标准之一。既遂不能的原因可以分为手段错误和对象错误两种情况。     

共同正犯与身份

身份是对犯罪的成立或刑罚的轻重产生影响的个人要素,分为积极身份与消极身份。对于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真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理论上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折中说的观点是可取的。对有身份者应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之效力是否及于无身份者,应当根据无身份者是否利用了有身份者的身份进行判断。     

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再研究

从胡某案件人手,对国内外单独犯因果关系的学说进行了评述,并对共同犯罪因果关系的学说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肯定了毕克迈耶与牧野英一的共同犯罪因果关系学说的现代价值,以此为借鉴分析胡某案件中涉及的共同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提出考察本案因果关系应遵循的整体性原则,即共犯行为间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互相配合、纵横交错,具有单个犯罪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各共犯的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无论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还是间接的因果关系,都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共犯的因果关系还具有双重性的特征,即大因果关系与小因果关系.由此得出胡某与张某、江某均应以故意伤害罪论处的结论.     

“未犯”先防制度论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已“言”之有多了!而在“行”上如何落到实处呢？借鉴我国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从经济到文化、社会、环保等各大领域,自源头开始-流程环节-终端为止事项的”溯源防范”制度,依法实行“未犯”先防的监控,自会收到良好的制度防范效果。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成立与中止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抽象危险犯,我国《刑法》144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才能认定抽象危险的产生,才成立犯罪。这种抽象危险产生后,也只意味着作为未遂的危险的发生,并不意味着既遂。故在抽象危险产生后,实害发生之前,只要行为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实害发生的,仍能成立犯罪中止。本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之间存在想象竞合关系,在两罪同时成立的情况下,应从一重处断。     

析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概念

在不作为犯理论中,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概念存在诸多争议,而这又直接影响到对其他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因而有必要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概念进行厘清。从行为方式上对不真正不作为犯进行定义存在诸多弊端．应从实质意义上对其予以定义．并与真正不作为犯划清界限。     

法定犯时代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之提倡

在法定犯时代,立法实践场景呈现出法定犯数量增多、法定犯自然犯化的特点.我国当前法定犯的立法模式无法回应时代变化带来的新的犯罪规制任务,且有不当扩大犯罪范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而其背后的法典化立法模式具有立法结构、立法思维、立法技术上的天然局限性,进一步暴露了当前法定犯立法模式的不足.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在本土化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