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赌博行为的刑法规制

赌博可以说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我国历朝历代都禁赌,但成效不彰。为了遏制日益猖獗的赌博现象,从2005年1月起我国集中开展了打击赌博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但我国现行刑法有关赌博犯罪的规定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加以完善,我国刑法有必要增加普通赌博罪。赌博是数额犯,赌博数额是划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数额犯的类型化是我国刑法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立法现象。数额要件的存在不仅仅是对刑法犯罪概念“但书”的具体化,其实它对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内部构造以及犯罪的既、未遂形态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发挥了数额要件的“截断”功能。这种数额“截断”功能在数额犯中具有普适性,可以被统称为“数额截断原理”。     

老年犯监狱设置的研究和构想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犯数量逐年增加。因老年犯自身的年龄、心理和生理等因素,其监管改造有着不同于未成年犯和一般青壮年罪犯的特殊性。刑罚执行机关应充分考虑老年犯监管的需求,设立专门的老年犯监狱。     

激情犯的基础理论与立法问题研究

虽然尚未进入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但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激情犯早已不是陌生的话语.以激情犯为由要求对具体案件中的被告人从宽处罚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也屡见不鲜.但是激情犯所实施的都是严重侵害他人生命权或健康权的犯罪,欲将之用作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情节,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通过立法对之进行严格的限定,否则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首先参考国外刑事立法,介绍了激情犯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及处罚原则.此后,从情节适用的确定性与刑罚裁量的统一性两方面论述了对激情犯进行立法必要性,并立足于理论现行立法剖析了立法的可行性.最后,就激情犯的立法模式、认定标准、激情诱因及处罚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法完善探析

我国刑法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为结果犯,给司法实践带来许多困惑.实践中司法机关被拖入重大损失的认定上,导致对权利人保护不力,使一些本应由刑法调整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未得到应有的处理,应改变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为结果犯的立法模式.     

中西文化对话与新的精神秩序

中美分歧反映出更深层的结构失调,即全球将迎来一个与其他大型经济体奉行不同体制与价值观的最大经济体。中国的独特性挑战了它的自我身份认同,也挑战了世界的原有认知。但这一特性是与中国传统共同发展的,中国文化具有与西方同等的正统性。与西方热衷于建构普世秩序不同,中国文化更为灵活、包容。在后现代,东西方有可能"思想解放",展开富有成果的对话,并能够相互平衡。尽管很少有人精通两大知识传统,尤其欧美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了解不够,但我们必须找到交流的方式,寻求新的精神秩序。     

论不能犯与能犯未遂的区分标准

不能犯作为犯罪未遂的一种类型,具有行为的危险性。但由于行为人主观的认识错误致使行为不可能达到既遂,因此既遂不能是不能犯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其与能犯未遂的重要区分标准之一。既遂不能的原因可以分为手段错误和对象错误两种情况。     

共同正犯与身份

身份是对犯罪的成立或刑罚的轻重产生影响的个人要素,分为积极身份与消极身份。对于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真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理论上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折中说的观点是可取的。对有身份者应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之效力是否及于无身份者,应当根据无身份者是否利用了有身份者的身份进行判断。     

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再研究

从胡某案件人手,对国内外单独犯因果关系的学说进行了评述,并对共同犯罪因果关系的学说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肯定了毕克迈耶与牧野英一的共同犯罪因果关系学说的现代价值,以此为借鉴分析胡某案件中涉及的共同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提出考察本案因果关系应遵循的整体性原则,即共犯行为间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互相配合、纵横交错,具有单个犯罪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各共犯的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无论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还是间接的因果关系,都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共犯的因果关系还具有双重性的特征,即大因果关系与小因果关系.由此得出胡某与张某、江某均应以故意伤害罪论处的结论.     

“未犯”先防制度论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已“言”之有多了!而在“行”上如何落到实处呢？借鉴我国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从经济到文化、社会、环保等各大领域,自源头开始-流程环节-终端为止事项的”溯源防范”制度,依法实行“未犯”先防的监控,自会收到良好的制度防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