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治理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分析——一个准自然实验

基于党的十八大后反腐败斗争在各省份取得的效果差异构造准自然实验设计，为理解宏观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个体社会政治价值感知的变动逻辑提供了窗口。使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政策效应评估，实证考察腐败治理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群体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腐败治理显著提升了民众的政治信任，反腐败力度越大，对民众政治信任的促增效用越强；（2）群体差异性检验发现，腐败治理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政治信任，但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微弱。上述研究发现表明，腐败治理对政治心理产生了积极效应，夯实了国家治理的民众政治信任基础。而且，腐败治理不仅能够在整体层面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还可以缩小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间的政治信任差距。因此，实务工作层面，应着力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关注腐败治理过程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盱眙县建立“共产党员教育基地”

1997年初，谷城县委对全县1992年至1996年401名受处分的党员干部调查分析后发现，有20％的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所犯的错误，并积极带过立功，重新获得了党组织和群众的信任；有62％的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还有18％的人受处分后心态严重失衡，自暴自弃。有的甚至重新走上了违规违纪的道路。面对严峻的现实，县委深刻认识到，仅立足于查处违规违纪的党员干部还不够，还必须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     

摆正位置 大胆工作

我是１９９８年到鲁山县担任党外副县长的，现在分管教育、文化、卫生、广电等部门的工作。几年来，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对待每项工作，忠于职守，敢于负责，才能赢得党和人民的信任。一、摆正位置，真诚合作作为党外副职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党委、政府保持一致，与班子成员搞好团结，肝胆相照，真诚合作。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首先，要摆正个人在领导班子中的位置。我走上领导岗位后，自觉接受党委、政府的领导，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落实者，勤恳敬业，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次，要摆正…     

基层人大代表的身份均衡与政府信任

在一个封闭和不完善的代表体制下,代议机关代表的身份认同往往处于一种混乱或搁置的状态,往往非但不能成为政府和公民之间多向度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反而成为公民质疑、不认同政府的一个政治行为者或政治参与者。     

论医患关系视域中的医德建设问题

现阶段紧张的医患关系是出现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热点问题。紧张的医患关系反映出医德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医生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医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加强医德建设不仅是对医务人员的要求,也是改善医患关系,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途径。故医德建设的理论研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思考

多年来,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和医疗机构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突出,医疗纠纷不断,仍然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提高服务意识、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和服务效果,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论知情同意法则的疆域拓展——医生对非医疗信息的告知

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法,将知情同意法则的管辖范围扩展到了一些与医疗措施并不直接相关的信息,比如医生的"身份"信息、"身体健康"信息、"经验"信息、"利益冲突"信息和"金钱刺激"信息。此种疆域拓展体现的是法律对"实质性信息"测试标准的忠诚和对医患间信任关系的维护。它透露的是这样一些良性信息:医生要忠诚于患者、坚持患者利益优先,医生应保持医学判断的纯净,要避免医学判断受到外在经济利益和金钱刺激的污染。对此种疆域拓展应进行准确解读,并认识到它对推动医患关系健康发展的正面作用。     

玛河女性的风采——记农八师石河子市劳动模范张荣芳

<正>1985年以前,北疆水利工程的钢闸门制作几乎都到内地订做,不但运输困难,而且成本很大。当时身为石河子玛管处修造厂技术员的张荣芳心里不服气:人家能干的活我们为什么干不了?机会来了,1985年,夹河子水库闸门更新,张荣芳和同事们经多方努力终于承接了此项工程,张荣芳心情无比激动,同时也深感     

按妈妈的话找男友

当年，曹操领兵十七万，与袁术交战于寿春界口。那时袁家势力大，兵多粮多。而曹操穷酸得很，十七万军中有孙策、吕布、刘关张等各怀心思之师。偏偏这时候，打了几场后袁术便闭门不出。     

政策时滞、制度博弈与信任赤字——以当下人事档案制度的病变为研究对象

中国社会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公共政策的变革必须从转轨语境和中国国情出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的扩大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当下人事档案制度已无法适应时代转型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政策时滞引发的制度博弈不可避免。“弃档死档”、“人档脱节”、“人质档案”、“档案克隆”、“注水档案”现象的存在以及各种档案官司的出现，有力地昭示着“人事档案制度的黄昏”已经到来。“说起来重要，排起来次要．用起来需要，忙起来不要”的“体制阑尾”和“制度鸡肋”正在拷问着这项公共人事制度的未来。从“单位人”向“社会人”嬗变的过程中，人事档案制度成为除户籍制度外的又一个“人才壁垒”。公共政策的时代张力和信任赤字表明，人事档案制度改革必定沿着契约化、电子化、社会化、法制化的轨道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