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影响医患关系的原因分析 医疗机构方面的原因。一是医疗过程中告知义务履行不够。患者仍然处在弱势地位,加之一些医护人员法律观念淡薄,对患者应该享有的知情权、选择权等权利不予尊重,存在比较严重的侵犯患者知情权、选择权的现象,降低了患者满意度和信任度;二是部分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养较低,对病人生硬冷漠。病人作为特殊群体,心理上、生理上相对脆弱,医生对病人及其家属的漠视和不关心,容易导致患者病情恶化,错失治疗最佳时机,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善待

<正>今天,我要讲的善待,非佛非禅,不虚不玄。它是人性中最质朴的,也是最耀眼的。时光静好,似水流年。每一个经历过的瞬间,要善待;每一个相处过的人,要善待;每一个终将逝去的青春,更要善待。同学们,这就是我们身边的善待。每个呱呱坠地的生命,都是人间的一缕阳光,如此美好,又如此可贵。同学们,请善待生命。每当听到年轻人放弃生命,我的内心无比悲伤。孩子,你为什么不善待自己?挫折、痛苦、失败都是生     

父未遵医嘱,导致儿子丧生

正父亲怀疑医院的诊断出错,自作主张让儿子出院,结果导致儿子死亡。虽然他将医院告到法院并得到赔偿,但他无法释怀自己对儿子的愧疚。在关乎生命健康的大问题上不相信科学,据主观感受盲目决断,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2014年5月28日,47岁的张祥和妻子坐在法庭的原告席上一言不发。隔着法庭的窗户,张祥凝视着乌云密布的天空,似乎想从中发现什么。如果上天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相信他们会遵从医生的劝导,让儿子张林留在医院多观察几天,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诊疗过失导致新生儿殒命

正为寻找医患纠纷的症结,本刊特开设《医患之间》栏目。自本期起,请审理医疗案件的法官对真实案例进行解读。法官对案件某个关键点的处理或对某条法律规定的适用与思考,都可能是读者了解此类纠纷的一个窗口。——栏目编辑何照新     

医责险承保方能否成为仲裁第三人

采用仲裁模式处理矛盾突出又没有太多经济效益的医患纠纷初期,必须要有当地政府的参与并在财力上对仲裁机构予以支持,但长久如此既不利于仲裁模式处理医患纠纷的推广,也不利于仲裁的公正性及仲裁员回避制度的有效落实。如何不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通过裁决纠纷本身获得合理的报酬维持运行是亟待破解的难题。从制度设计层面看,医患纠纷仲裁模式若能与正在推行的医疗损害责任保险制度进行有效的整合,可能是解决仲裁长期运转费用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这种审理与理赔模式的整合,实际上涉及到医患纠纷仲裁是否存在第三人、承保方能否成为仲裁第三人的问题。本文以深圳市医患纠纷仲裁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论新时期医疗纠纷防范对策——以《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为视角

我国推行市场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导致医疗纠纷激增,成为我国社会的焦点问题。针对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从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素质、强化医疗机构管理体制、健全医疗收费制度、建立医患沟通机制、重构医患之间的信任机制、依法规制新闻媒体、推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完善医疗卫生法律制度等方面,提出预防和处理医疗纠纷的措施和建议。这对有效维护医患双方的权益,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促进新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再分配、政府质量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生产主义福利"到"民生导向"适度普惠性福利制度的转型。福利制度通过国家实施的再分配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公众提供了理解政治过程的机会窗口,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基础来源。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要求福利制度从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到社会反馈的全过程体现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等政府质量要素。本文基于实证研究,通过考察政府质量对国家再分配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发现政府质量在福利制度生成政治信任时发挥着关键调节作用,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均显著地影响着再分配项目对政治信任的强化效应,政府质量的中介作用在选择性福利和普惠性福利之间存在异质性效应。总之,共同富裕的政治逻辑要求构建具有代表性、回应性的福利制度决策过程和程序公正、廉洁高效的制度运行过程。     

行政吸纳与治理资源的生成：基于人民调解专业化的研究

治理资源是指一切可以用来实现社会治理的资源,是解释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的关键变量。作为区别于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第三种理论,行政吸纳被认为是当前培育、再造以及整合治理资源的重要机制。通过观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运动式治理触发了传统社会纠纷处理方式向专业化转型的启动机制,而由组织权威符号化、组织人员职业化、组织程序司法化和组织能力社会化构成的常态化治理模式,则推动了纠纷治理资源的持续性增长。作为率先通过行政吸纳将调解制度应用到行业性、专业性领域的尝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缓解医患矛盾、改善医患关系的作用。研究发现,治理资源的结构和数量决定了治理模式的选择,随着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运动式治理的积极成果有可能在常态治理中得到延续和巩固。这一过程意味着治理资源通过行政吸纳逐渐累积,并获得再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