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四位一体”第一响应人体系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一味通过医护人员来切实保障每一位国民身体健康是件难以实现的事情,因此,国民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就显得格外重要。广大基层民众若掌握医疗救助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将有效缓解特殊时期医疗救助资源紧缺的状况,还将为国家及政府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争取时间,便于后期疫情防控及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中国政府采购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政府采购体制也必然发生重大改革。主要方面为:规 模迅速扩大;涵盖面越来越广;立法为先导, 政府采购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制度初步形成;政府采购 的政策功能的全面显现;深化制度改革;更加开放国际化。然而, 我国政府采购的理论和实践还有 待于进一步提高, 有待于我们更深入研究, 以促进我国政府采购工作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正价值述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正价值强调让人们享有更多的自由、平等、民主、宽容,推动"自觉—自主"理性人格的建构,充分发展人的权利和义务。国内外学者们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正价值主要通过自由、平等、民主和宽容等维度来体现,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规范治理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促使多元治理主体对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和所负有的义务达成澄明。     

医疗 教育 法治:反贫困的协同保障体系

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发展和解决在更多意义上植根于社会。因此,反贫困不仅在于政府的扶贫,更需要整个社会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协同保障体系。其中,医疗保障反贫困是反贫困的外在支撑,教育保障反贫困是反贫困的源头活水,二者构成反贫困保障体系的两个重点,法治保障反贫困是反贫困的内在根基。医疗和教育保障反贫困是法治保障反贫困的现实起点,法治保障反贫困为医疗和教育保障反贫困提供制度化、稳定化支撑。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反贫困的协同保障体系。     

医疗侵权案件过错之证明

《侵权责任法》第58条涉及到对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的理解与过错医疗行为的证明两个方面的问题,难以在同一规则框架中解决。《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第58条针对的两类问题。但是却颠倒了第57条与第58条的关系,将“违法、违规”作为认定医疗过错的标准,没有为医疗机构留下必要的论辩空间,将一个本应主要通过诉讼法解决的问题做实体化处理,造成了新的混乱。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规范角度梳理医疗侵权纠纷过错证明的思路,对医疗过错的认定标准应坚持第57条的规定,将“违法、违规”作为证明过错的证据,而非认定过错的标准。针对患者的举证困难,需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法律推定和证明妨害规范解决。     

医患信任脆弱性:理论框架与反脆弱发展体系

近二十年,医疗纠纷事件频发,恶性伤医事件也屡见报端,直指医患信任系统的脆弱程度。已有医患关系研究与管理制度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管理实践上重视自上而下的医疗服务质控体系及规制建设,忽略自下而上的患者赋能干预及制度设计;二是医患关系管理研究侧重于系统外部因素,未能将医方与患方作为共同体纳入医患关系治理的框架。本文以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为基础,以医患信任为研究为切口,分析医患信任脆弱性发生的系统内部扰动因素,提出医疗服务感知-医患信任脆弱性分析框架,以反脆弱性核心思想为依据,反思制度设计,而非关注医疗纠纷事件本身,提出自下而上的医患信任反脆弱发展框架体系,旨在为医患关系管理的制度设计提供框架与思路,为医患关系研究提出新范式。期望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升级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相呼应。     

更好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治理

强大而成熟的社会组织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现代社会,社会组织在应对突发事件、参与应急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在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些社会组织迅速驰援武汉和湖北,通过自身的特有渠道和能力,高效为各地医疗机构从国外采购相应的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医疗救护物资,实现了资金与物资捐赠、物资采购与配送、海外采购与配送等高效率行动。因此,进一步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应急治理,应成为提升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乐观的“革命战士”

2月13日这两天的微信朋友圈全部被我们福建的几个医院霸屏了,为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几大医院都挑选精兵强将,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医疗支援团队,紧急驰援湖北、武汉,壮大了湖北以及武汉的医疗力量。据统计,目前全国各地前来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总数达到了两万多人,空前强大的规模,众多医务人员的到来,为打赢这一场疫情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何愁疫情不破?     

和谐医病关系中的“告知后同意法则”

告知后同意法则是解决医生的医疗决定权与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冲突的基本法律原则,更是构建和谐医病关系所应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医疗实践中准确适用这一法则既能达到医疗机构抵御医疗风险、救死扶伤的目的,又能使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得到充分尊重和维护。从法理的角度解读这一法则,就是要厘清医病之间在医疗行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使双方的权利在合理的区间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