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高价彩礼的生成机制——基于“文化—生活”的框架

农村高价彩礼是婚姻市场中男女双方家庭互动的结果,表现出空间上的相对性和时间上的差异性。既有研究注意到了空间层面的地方文化主体性,但对于时间维度上的价格增长原因解释不足。“文化—生活”的分析框架以高度分殊的地方文化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为自变量,回答了农村高价彩礼的生发机制和价格递增机制。以赣南T镇为例,宗族家长制文化下的畸高性别比使得女方家庭主导婚姻市场,勤劳节俭、团结本分的精神传承及家庭积累奠定了男方家庭给付彩礼的经济基础,高价彩礼由此成为乡村社会的非正式规范。而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生活成本的显著上升促成了女方家庭的抬价冲动,农村人际信任关系的变化加剧了婚姻物化趋势,导致彩礼价格进一步攀高。正是地方文化与生活变革的交错互动,使高价彩礼呈现出原生型与续生型的一体两面。     

从“我们关系”到“我们模式”：现象学视域中社会认知的互动主义转向

现象学及其自然化运动对社会认知研究的读心范式提出了严肃的批判,并与该领域内部从个体主义到互动主义的转向形成了有效的对话关系。舒茨的现象学心理学思想对自然态度的现象学姿态,显示出从胡塞尔的超验主体性向世俗主体性回归。这也为其交互主体性学说同当代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之间的互惠约束提供了认识论上的可能性。舒茨提出的“我们关系”,强调面对面际遇的基础性和不可还原性,以及主体间理解的异质性。这些现象学洞见与当前社会认知的互动主义所关注的社会信号、社会响应以及共同表征证据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理论兼容性。你—导向得到来自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实验数据的支持,并将为“第一人称复数的社会认知”提供丰富的现象学启示。舒茨对“我们关系”中他异性的分析有助于弥补“我们模式”的缺陷,并为自然化现象学的系统探索预留出广阔的空间。     

碳中和时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新样态及其规则完善

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批准了《巴黎协定》第六条全球碳市场规则框架,标志着国际气候法律制度进入新阶段,全球气候治理进入“行动转向”的碳中和时代,这一治理特点也得到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的进一步确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指引气候行动并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原则,其发展可归为两个阶段：一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下的“南北国家二分法”阶段,二是《巴黎协定》及实施细则下的“国家自主贡献”阶段。为了促进碳中和目标实现,鼓励更多主体参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趋向灵活性、程序性、动态性的同时,也引发了内涵模糊、属性不明、制度缺陷等问题。基于“原则—规则”理论,碳中和时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重释其内涵,调适其实施标准,建构其保障制度。在此问题上,我国应当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其法律属性,加快《应对气候变化法》的立法进程并完善碳市场规则,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生命一体安全观”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生命一体安全观”内生于自然、人、社会三者交融互动所构成的生态—生命共同体,生态安全是生命安全的前提条件和自然根基,生命安全是生态安全的表征和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与生态—生命逻辑的背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生态—生命共同体的安全和健康,导致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双重危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生命一体安全观”为破解当代世界难题指明了出路,其价值旨归在于：一是要正确处理好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态安全是生命安全的自然基石,经济发展是生命安全的物质基础;二是坚持生命价值与生态价值的辩证统一,确保人民在良好环境中生产生活的环境权益;三是用法治和制度为建设安全健康的生态—生命共同体提供制度保障;四是保护和建设安全健康的生态—生命共同体,是全人类的伦理责任,各国应携手合作,共建共享美丽健康世界。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风险识别与防范的流程—主体分析框架建构

立足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双重审察发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流程包括设计项目、编报预算、组织购买、履行合同、绩效评价等五个环节。针对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表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涉及购买主体、承接主体、消费主体和评价主体等四类主体。其中,购买主体、承接主体和评价主体都有特定的构成范围,消费主体则因公共服务的不同或行政区域的差异而存在一定差别。流程—主体分析框架为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识别和防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结构化的解释图式,有助于增强风险识别与防范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根据流程—主体的分析框架可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每个环节都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风险,且这些风险由不同的主体所引发。从适用限度来看,流程—主体分析框架至少可以扩展到对所有政府行为和人为风险的研究。     

中国省际基本养老保障水平失衡程度评估研究

基于“投入—供给—受益”三大要素和财力均等化与服务均等化两个层面构建基本养老保障水平测度评估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对我国31个省（区、市）的基本养老保障水平进行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测度,并基于此探究中国省际养老保障水平失衡程度。研究发现,养老保障财力均衡化是养老保障服务均衡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基本养老保障的省际均衡化程度是多元因素共同影响的动态过程。应在丰富养老保障内容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关注特殊对象,创新养老保障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来努力弥合地带内差异和及时建立科学的养老保障绩效评估标准来推动基本养老服务的省际均衡化。     

网络暴力中个体维权困境与平台安全保障义务

网络暴力有其不同于传统民事侵权的特点,容易导致被侵权人面临维权困境。其中,网络匿名性既加剧了网络暴力的发生危险,也让受害人陷于难以追责的境地。网络暴力的整体氛围可以令被侵权人的努力沦为一场“打地鼠游戏”：查明的网暴信息刚被删除,新的网暴信息便纷纷涌入。被侵权人限于时间、精力和经济负担能力,很难对所有网暴者发起维权行动,最终可能仅就其所遭受损害的一小部分获得救济。基于以上特点,尤其需要强调平台对其所开设虚拟交往空间的安全保障义务。通常情况下,平台担负的是“依通知而删除”义务,而在那些平台已经注意到特定信息,并能从中判断侵权的存在或者产生合理怀疑的场合,则应当主动采取处置措施或进行核查。其次,根据发生网络暴力的危险性大小,平台负有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防止网络暴力发生或蔓延的义务。再次,平台还应当负有为网络用户建立自我防护机制的义务,实现用户对专属空间的支配,更大程度减少网络暴力所带来的伤害。平台防范网络暴力的安全保障义务为合理注意义务,而非结果意义上的保险责任。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积极分子动员与保护

城市社区具有丰富的积极分子资源,他们是社区治理中的关键少数。社区通过“熟人圈子”党支部、党支部实体化、党支部功能扩张和组织生活特色化等方式动员与吸纳党员积极分子,以及通过人情动员、选举吸纳与激励等半正式治理机制,社区将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并吸纳到社区治理体系中,能有效缓解社区治理的资源困境,提高社区治理成效。为提升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和效果,社区在动员积极分子的同时,还需要通过营造保护积极分子的舆论氛围,构建组织网络,完善对社区内破坏公共秩序、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制裁机制,增强法律与制度执行力等方面加强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保护机制建设,提高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增强他们参与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可持续性。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半包干制”及其限度

乡村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和动力构成,是一项复杂的公共性治理事务。现实案例中,乡镇政府依据环境治理的特点,在将环境治理承包给企业的同时,主要通过偏控制型包干、嵌入式督办、常态化考核、约束性激励等“半包干制”运作机制,达到一定程度的行政控制,形成了双向激励与约束的互动式治理格局。研究发现,在特定阶段下,“半包干制”有益于实现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的耦合功效,提升环境治理的质量与效率;但其在结构层面上,无法回避正式与非正式机制之间的内在张力和权力配置的平衡性问题。鉴于此,如何消弭其限度性内容,进一步发挥治理效用,将成为今后研究该议题的重要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