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购经济适用房的刑法规制

骗购经适房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入罪。骗购经适房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具体可认定为诈骗罪,其被害人为国家,而非开发商,犯罪对象为经适房,而非购房资格。犯罪数额为购房款与经鉴定的骗购时该经适房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而非笼统的＂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之间的差价＂。     

跨国民间法的兴起及其与国家法体系的互动

跨国民间法是基于跨国法律多元主义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由全球公民社会创立并监控执行的独立于国家法体系(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之外的规则体系.跨国民间规制在上个世纪末迅速崛起,对跨国公共规制提出挑战.但跨国民间法与国际法体系也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各有所长,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完成全球良好治理的使命.     

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

由于风险防控的特殊性,环境问题的综合性以及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需要,行政机关必须在环境风险防控中进行行政裁量.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看,环境风险防控可以分为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三个阶段.在风险评估阶段,行政裁量主要针对专家选拔,为防止行政机关通过影响专家选拔从而操纵风险评估结论,应对这一阶段的行政裁量加以明确限制;在风险沟通阶段,行政机关对于公众参与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程度、效果等享有裁量空间,有必要强调建立和完善民主统制的保障;在风险决策阶段,对于“风险”的要件裁量,涉及高度科技背景与专业判断的事项,属于行政机关专业判断范围.对于利益衡量的效果裁量,现有裁量空间并非不足,应设计程序制度从整体上对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运行进行较好地规制.     

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协同发展研究

养老服务业协同发展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深层次融合,保障老年人养老权益的实现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互补关系,且三地政府也注重在养老服务领域开展合作。但当前的合作中存在着发展水平较低、制度间协调不足和专门合作机制缺位等问题。在协同发展理论指导下,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合作的重点是打破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此建议制定协同发展规划、创新协同治理机制、提升养老服务法治化水平和加强新兴养老服务领域合作。     

公法视野中的惩罚性赔偿

晚近"放松规制"的规制改革思潮影响到我国行政监管政策的制定。惩罚性赔偿因其具有对违法行为的一般威慑与特别威慑、私人协助执法等事中事后规制功能,而日益受到监管政策制定者的青睐。惩罚性赔偿具有合作治理中多要素参与、司法承担规制职能等特点,是法实效性保障的重要制度。惩罚性赔偿实体上可以整合多种经济责任,其诉讼程序也应与行政程序衔接实现违法行为的全过程监管。惩罚性赔偿制度兼具公益与私益属性,理应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合理分配赔偿金,以弥补国家作为公益责任主体的经济损失。惩罚性赔偿应当接受效能原则、比例原则、一事不二罚原则的约束和规范,避免误入"公法遁入私法"的歧途。     

论“知假买假”行为的反契约性及其克服

对法律实践中存在的“知假买假”现象,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惩罚性赔偿时其是否适用,包括是否赋予“知假买假”者以消费者地位,其打假行为是否具有价值正当性的争论之中.但是,忽视这种行为的反契约性及其折射出的社会风险,必然怠于反思正当的规制路径.本文认为,应当以剖析假冒伪劣产品存续的时空条件为基础,确定政府、“知假买假”者和消费者在制假售假社会防治网络中的合理地位,以实现社会风险防控和契约精神捍卫的共同目标.     

让南水北调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态源

<正>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是大景观环境质量的标志指示,只有恢复了河流生态系统,补了网、连了线,京津冀才能说环境初治。南水北调的契机,实是京津冀发奋修复环境之时,生态系统一旦被破坏,后患无穷,恢复亦非朝夕之功可为。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从论证规划到设计施工历时半个多世纪,铭刻着党中央几代领导人的接力探索,凝结着几十万水利工作者的心血智慧,承载着亿万中华儿女的热忱期盼。这     

面向TRIZ的协同创新体系运行系统和演进模式研究

在构建面向TRIZ的协同创新体系过程中,离不开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第三方服务机构等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通过应用系统演绎归纳的方法,对面向TRIZ的协同创新体系运行机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析。从组织子系统、知识子系统、技术子系统等角度分析了面向TRIZ的协同创新体系子系统内在逻辑;从分解定位、超循环角度描绘了面向TRIZ的协同创新体系运行规则。同时,探索出三种面向TRIZ的协同创新体系系统演进模式,即"1+n"模式、"n+n"模式以及"n+∞"模式。     

立案登记制下滥用诉权行为规制研究

立案登记制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推行便利了当事人,有利诉权实现,但是立案门槛的降低也使得一些滥用诉权的诉讼得以进入到司法程序,这就对如何定性、发现、规制滥用诉权行为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现有司法资源仍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必须就滥用诉权现象发生的原因针对性的采取相应对策,确保诉权合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