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监禁化：国外的实践及其在我国的实现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基本刑事政策方面达成三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即定罪政策上的非犯罪化、量刑政策上的非刑罚化和行刑政策上的非监禁化。抑制和否定监禁刑，提倡非监禁化，成为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一大主题。西方国家非监禁化运动大体是循着审前的非监禁化、量刑的非监禁化和行刑的非监禁化三条路径进行的。尽管在当下中国的监狱行刑制度和行刑模式中，刑罚非监禁化远未具备起码的条件准备，但考虑到非监禁化是我国刑罚未来发展中将会实际遇到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理论上及早地开展这方面的思辨的和实证的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     

我国应该尽快建立社区矫正——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

社区矫正作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制度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且成为各国实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从2003年开始进行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从试点的结果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无论是对罪犯的改造、节约国家行刑成本,还是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谈刑法理论上的片面共犯

是否应当承认片面共犯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承认片面共犯能合理地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并不相悖，不存在解释论上的障碍，符合我国《刑法》分则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和司法机关查明案情。因此，应当承认片面共犯。     

论“社区矫正”在我国的构建与完善

自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省(市)正式开始。"社区矫正"制度的引进和试点,顺应了现代刑罚理念,符合世界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本文在对其概念、理论依据以及其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现实意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实践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目前开展该项工作,仍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情况,有待于我们研究、解决。     

监禁与返归——李贽与福柯哲学的还乡与文学的借道

李贽与福柯都对压抑人自身向度的“物”进行了批判，他们针对的对象其实就是理性与“普世真理”的敲诈和监禁。理性与真理在历史上的运作就是要将人的自然向度都压抑得悄无声患，并将其囚禁在自己的理性或真理的牢笼中。由此，在福柯与李贽二人的哲学思想中明显地存在着一条返归之途，他们都想返回那种未被污染、压抑、排斥的人性的本来向度，回归那个没有被监禁的寓所。     

试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缺陷与完善

社区矫正（community—based corretion），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的欧美国家，也被称为社区处遇。作为与监禁矫正并行的行刑方式，它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被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有充足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教唆他人犯罪,同样难逃法网!

案例:王志军是某步行街上的巡逻保安员,平时主要任务是协助民警维护步行街上的治安。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王志军在步行街已经小有名气,协助民警抓获过很多在步行街实施盗窃的小偷。王志军发现,现在所抓获的"小偷"年龄越来越小,有的还不到十岁,本身就是一个孩子。而真正的犯罪头目却躲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前瞻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是一种使所有独生子女在生育方面都受益的政策，同时它还承担着开始调整我国人口的生育率、改变我国人口总体结构的任务。提前开展对新生育政策社会后果的研究，可以为实践中避免和减少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提供理论的和经验的支持。除了人口学方面的内容外，政策调整对城乡家庭和年轻夫妇生命历程的冲击、可能形成的“人口同期群”的影响、以及为走向“全面二孩”提供政策准备等都是值得提前关注的内容。     

小议单独概念、专名以及定义

现行的逻辑学著作和教材中所普遍持有的专名表达单独概念的说法是不恰当的，专名不是概念，因为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内涵。与此相关，也涉及定义问题，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方法，专名没有内涵，所以，不能下定义，而真正意义上的单独概念是可以用属加种差的方法下定义的。     

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还处在摸索阶段，许多制度尚未完善，需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从矫正执行主体、矫正项目、立法等三个方面入手，探索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