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的引爆

许霆的恶意取款案让人惊颤不已。主要取决于三方面：一是1元钱回报999元．这样的回报可能是中国乃致世界最高的回报之一，这种心动除非运交华盖的彩票之外。二是高额的回报换来了“疑似”的终身监禁，代价也太高了，毕竟只是17万元的非法所得。三是在应该是最值得信任的金融系统，出现了“开大玩笑”的漏洞，在171次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资源源源不断的外流，流出的是自己的，也许更多的是公众的血汗，让我们这些把一分贰分都看得很重的人，多了不少的警觉。     

青少年社区矫正效果的制约因素

过去,我国对青少年犯罪的刑罚处罚方式采用的是传统的监禁方式,然而,实践表明往往传统的监禁方式容易使青少年受到更多更深的交叉感染,也不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     

离婚后儿童监护的美国法演变及其启示

美国离婚后儿童监护的立法原则历经父权优先原则、幼年推定原则、主要照顾者推定原则的演变,最终被确立为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在监护形式上,虽然美国经历了由单独监护向共同监护的转变,但司法实践中法院不会完全排除单独监护,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监护模式,使监护权的分配符合儿童最佳利益。我国有关离婚后儿童监护的规定较为粗陋,缺乏系统规范。可以借鉴美国的立法理念和制度设置,明确规定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单独监护与共同监护并举。     

终身监禁新规法理争议问题论要

《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的贪污受贿犯罪之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具有替代死刑立即执行和严肃惩治严重腐败犯罪之双重功能,其属于依附于死缓制度而存在、刑罚严厉性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死缓执行方式。依据修订前《刑法》规定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应判处死缓来判断终身监禁新规是否具有溯及力较为科学。现阶段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死缓犯不能适用关于重大立功的规定,未来立法修改时,基于促进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和发挥终身监禁的制度优势之考量,可考虑对其增补适用重大立功的规定。对相关制度的改革应综合考虑死刑改革的大局,审慎扩大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范围。     

清代异地科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针对异地考试需求的双重属性,清代对异地科举实行部分放开的政策,允许移居年久者入籍参加当地考试,设立商籍解决盐商子弟异地考试问题,许可国子监生等参加顺天乡试,同时严厉限制冒籍跨考行为。单独确定学额或中额制度的实行是清代异地科举的核心特点,使不同阶层或不同地区间科举利益的冲突趋于弱化。考察清代异地科举对当前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流动人口及其随迁子女设立单独考试及录取单元,是破解当前异地高考改革困局的有效路径。     

我国社区矫正之“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性质观的批评之批评

我国社区矫正之"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性质观面临着持不同观点者多方面的的批评:主体悖法、场所不适、对象不符、机能不当。对于针对我国社区矫正之"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性质观的批评展开再批评,更能使我们充分地认识到"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性质观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自觉地加以坚持。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回顾与现行人口政策分析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一定要顺应人口形势转变的需要,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我国现行人口政策是建国以来人口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文拟从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人口政策的基础上,分析计划生育政策的利与弊,并探讨现行人口政策的政策效应,最后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提出建议.     

以回归社会为视角的监禁行刑社会化探析

监禁行刑社会化和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保护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让服刑人员回归社会后能够更好地“再社会化”。监禁行刑改造是“再社会化”的前提，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保护是“再社会化”的保障，“释前改造”和“释后保护”工作是服刑人员“再社会化”系统工程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辽宁省内某些监狱和部分地区刑释人员进行调查，本文对现阶段监禁行刑社会化工作和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保护工作之间存在的“映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以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保护为视角，探析监禁行刑社会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监禁行刑社会化工作的建议。     

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分析

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悬赏广告被应用于社会多个领域。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对悬赏广告的规定却不够明确,难以处理一些疑难复杂的实践问题,并且引发法学界的长期争论,矛盾的中心所指就是悬赏广告法律性质。关于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理论界主要存在"单独行为说"和"契约说"两种观点,此两种观点各有利弊,但"单独行为说"较之于"契约说"更具优势,一方面弥补了"契约说"的缺点,另一方面使法律关系明确化。通过对悬赏广告的概念和现行的规范作简要分析,吸收借鉴国内外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对这两种观点进行系统的比较,在支持"单独行为说"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以及建议,从而兼顾各方利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规制的“控制”界定

经营者构成集中与否,重在控制权是否发生变化,因而界定"控制"是考察经营者集中竞争效果的首要步骤。但我国至今仍未建立起一整套"控制"界定规则,这不利于经营者集中规制的实践。我国应借鉴欧盟有关"控制"界定的经验与做法,并结合本土具体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契合我国国情的"控制"界定路径,并促进反垄断法的执法与知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