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我国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的探析

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引起环境犯罪是客观的必然,我国应将严格责任制度引入环境犯罪中。所谓严格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了特定行为,而不问主观罪过或者主观罪过形式不明确仍然构成犯罪的刑法制度。将严格责任制度引入环境犯罪是完善我国环境刑法立法及司法实践之必要,有利于弥补过错责任之不足,有效地防止和制裁环境犯罪,体现刑法的功利与公正。     

论我国刑法的任务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97刑法中刑法的任务立法上具有三个方面显著的特点,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当前确立刑法的任务应该树立预防犯罪的理念、明确用非刑罚方法与犯罪作斗争的思想、彰显出个体权利本位的意识;刑法的任务在立法上作出规定是必要的,其立法内容应进一步完善.     

对于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司法适用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属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渎职罪的一种，是特殊主体的职务犯罪。它针对的主体是司法工作人员，修订后的《刑法》第399条第2款规定，“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4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三款行为的，     

认真对待刑法修正

一直以来，我们一提刑法修正，好像就是要增设罪名、扩大罪状的管辖面、提高刑罚，但这次刑法修正案（七）的草案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突破，那就是有缩小罪状的管辖面、减轻刑罚的现象。     

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六）》第3条关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这一规范内容的立法原意与文义理解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在短期内，可由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本罪中的范围作适当的扩大解释，将“雇主和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等主体解释在内。从长远来看，则应对立法作相应的修改完善。在单位前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过程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但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却发生在其后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任内的情况下，仍可追究单位中“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犯本罪的刑事责任。     

对内幕交易罪争议要素的评释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法目的对刑法解释有决定性的作用。根据刑法目的解释刑法,需要将案件事实作为刑法解释的对象,对解释目标进行利益衡量、价值判断,通过法益对构成要件的解释机能解释刑法。内幕交易罪属于经济犯罪,解释时应将法律文本与案件事实同时作为刑法解释的对象,在解释时不应完全依赖经济行政法,对构成要件应进行实质性评价与判断。对刑法用语要在经济生活中去发掘真实含义。     

元宇宙场景应用中的刑事风险与规制思路

当前“元宇宙”概念尚未定性，其并非宇宙学范畴，而是借用“宇宙”来表述此构建下庞大的映射现实的虚拟世界。在元宇宙场景应用中既存在借由虚拟世界的“犯罪土壤”而滋生的可以通过现行刑事立法直接规制的传统犯罪风险，也存在因各类新型尖端技术而产生的刑事立法盲区。通过对元宇宙概念进行溯源解读，将现行元宇宙场景下资本炒作的经济犯罪与元宇宙应用中实际产生的法律问题予以区别，并以技术特性导向为突破口，揭示元宇宙产业所引发的生理性与精神性损害、化身伤害、大规模个人信息与隐私泄露以及身份盗窃等刑事风险，并探寻相应规制路径。     

我国刑法中教唆犯的性质引发的矛盾与问题及其出路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我国教唆犯实际上具有以独立性为主的三重属性，这引发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与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最大限度地贯彻共犯从属性说对刑法相关条文进行修订。     

论人权与刑法的契合

孟德斯鸠说过“公民的自由主要依靠良好的刑法”,在人权日益高涨的今天,随着民主法治的建立,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是刑法法治的必然要求。本文从人权的角度主要对刑法的根基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刑法视野中的被害人行为

被害人行为是笔者最初在研究被害人过错后,通过理性思辨提出的一个崭新概念;通过刑法视野中被害人行为的境外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被害人行为的规定还有待于立法完善。借鉴国外立法,条件成熟时,对于被害人的同意行为、被害人的过错行为、被害人的和解行为等,我国刑法应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对于被害人的告诉行为,在确定告诉才处理案件时应该确立一个清晰明确的标准。将被害人行为纳入刑法学研究视野后,应当进行刑法学理论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