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有因也能构成寻衅滋事罪

我国刑法对寻衅滋事罪的行为要件作了较为详细的列举,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事出有因引发的寻衅滋事案件却往往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通常的观点认为,认定寻衅滋事罪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无事生非,在此前提下行为人的行为才能构成寻衅     

对《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的几点质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拟在刑法第388条中增设两类“影响力交易”犯罪行为,加强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此项修改内容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诸如第11条采用的修改模式是否合理？其设计的两类“影响力交易”犯罪行为能否满足刑事立法的前瞻性要求等等,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     

刑法中财产性数额立法之我见

我国刑法中涉及财产性数额可归纳为空白型数额、模糊型数额及确定型数额三种,如此立法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刑法关于财产性数额的立法规定应予完善,并应遵循平等性、比率性、对应性和区域性等原则。     

论我国刑罚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当前世界各国均在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推动下,对本国的刑罚制度进行改革,我国《刑法修正案(八)》集中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但同时,我国刑罚制度依然存在整体刑罚结构仍然趋重、管制适用范围狭窄等问题和不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剖析并进一步提出完善管制和缓刑,强化监管措施和监管制度的构想。     

人权的刑法保护:内涵、缺陷及完善

刑法是构成我国宪法内容的主要基础,是直接关乎到国家公民人权和保障的法典,它具有着广泛的公民权益保护和对违法犯罪行为具有独特制裁权利的特殊性。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人权保护的立法还存在有罪不能罚、违法不能究等缺陷,需要采取优化刑法的类罪体系,增强刑法的明确性等措施使其完善并成为维护公民权利的利器。     

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了修正与补充,就其刑法适用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通过添加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造成了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而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认定需辨清本罪是在食品安全的正常监管活动中,发生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关系新探

聂立泽、胡洋在《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3期撰文认为,从用我国刑法立法中的交叉竞合关系、刑法解释中的行为对象理论和刑事司法中的罪名转换规则等视角,可以探究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从立法到司法、从静态到动态的辩证关系。     

刑罚个体化语境下的行刑管教个体化

王志亮在《学习论坛》2011年第9期撰文认为,基于报应的观念,最先的刑罚及行刑是个体化的。随着经验的积累出现了一般化的刑罚,但刑罚个体化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更加成熟丰富。刑罚个体化细化为立刑个体化、量刑个体化、行刑个体化。刑罚个体化的根基在于人本身就是具体的人。从我国《刑法》对刑罚的规定情况、监狱行刑实际来看,我国的刑罚个体化应表述为行刑管教个体化。     

多国立法保护好心人

日德意等国见死不救要判刑见死不救在日本法律中被称为遗弃罪,日本刑法的第217条至219条对遗弃罪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规定。其中关于遗弃罪的定义是:需要保护的老年人、幼儿、身体残疾者或病人等,有生命、身体安全得到保护的权益。对于采取距离上疏远等手段将     

论我国死刑制度新动向及其出路——兼评《刑法修正案(八)》的死刑制度

《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使我国的死刑制度在立法上出现了从扩张到消减的历史性转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中对死刑制度的改革兼顾了总则和分则部分,表现出轻缓化的趋势。但是笔者注意到,本次修正案中消减死刑的规定,对实践中死刑的实际控制作用并不明显,反而是对死缓执行制度的修订所体现出的重刑倾向,对司法的影响更大。笔者认为,限制死刑并不能仅依赖于对生刑的加重,要从多层面入手,包括:引导民意,实现社会公众死刑观念的转变;进一步减少死刑罪名;寻找死刑替代方式;严格贯彻少用、慎用死刑的政策,从司法上减少死刑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