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证明责任分配之迷思——兼谈二元分配方法论的提出

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传统观念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并无必然连接,实务中对之绝对化的理解造成了刑事证明活动的困境。对这种传统观念予以修正的现有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学说中,英美法系的双层证明责任区分说与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模式格格不入,仿效民事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徒有形式却牺牲了疑罪从无的基本精神。应将刑事案件的所有证明对象区分为直接事实与间接事实,并结合不同证明事实在刑事审判中的特殊意义,确立二元化的刑事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论刑事诉讼中精神病问题的证明责任分配

精神障碍问题的证明责任分配始终是一个困扰刑事司法理论与实务的难题,近年来的一些争议案例与此都不无关联.2010年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通过分配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责任进而间接回应了精神病问题,然而这一条款纵然有值得称道之处,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公诉方固然应当对此事项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但辩护一方也需要完成适当的举证行为,以支持自己的主张.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证明标准是指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所要达到的程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证明标准作了细化,引入了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体现出刑事证明标准由客观向主客观相结合的发展动向。中国语境下的"排除合理怀疑"是从主观方面为"证据确实、充分"提供判断依据,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刑事证明标准,应当注意:"排除合理怀疑"不应孤立适用,而是与其他条件紧密联系形成统一整体;严格适用刑事证明标准,不得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降低要求;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摒弃"留有余地"的判决方式,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而难以决断的案件,应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论买卖合同诉讼中证明责任的类型化分配——兼议我国《民事诉讼法》之修改

罗森贝克的规范说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和普适性,对大陆法系国家影响深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有所借鉴.以买卖合同纠纷中的证明责任分配为例,《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消极违约之诉以及变更、撤销之诉的处理容易引发歧义,并难以像规范说一样为积极违约之诉提供确切的证明责任分配意见.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是民事程序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应当构建以规范说为主体兼顾公平的抽象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预测式证明：一种新的诉讼证明类型——围绕人身危险性评估展开

随着刑事法学从单纯关注＂行为＂转向同时关注＂人＂,人身危险性评估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价值。虽说人身危险性评估从主观的司法判断到独立的证明领域经历了一个过程,但是,其诉讼证明性得到了广泛的认知。这是刑事证明的新领域,代表了一种有别于常规＂回溯式证明＂的全新证明类型：预测式证明,其独特性在证明方向、证明对象、证明依据、证明结果和证明程度等方面都有充分的展示。     

出具证明有误,村委会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正仇某在监狱服刑期间因突发心脏病不幸死亡。因仇某服刑的一年多时间里,从未有亲人来看望他,所以监狱特意派人到仇某居住地寻找其生前亲属,但村委会出具了"仇某父母早年双亡,无亲人"的证明材料,监狱据此证明材料将仇某遗体火化。半年过后,仇某的妹妹得知情况,将村委会告上法庭。村委会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案情回放】2011年秋,54岁的仇某因一房二卖,被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012年11月初的一个夜晚,患有心脏病的仇某突然病发,尽管狱医全力抢救,他却因病情重身亡。考虑到在仇某服刑的一年多时间里,从未有亲人来看望他,在处理仇某后事之前,为慎重,监狱特意派狱警前往仇某居住地辽西高台子村村委会寻找其生前亲属。仇某大约于2000年前后带着父母     

房地产诉讼之证明妨碍研究——以《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为中心

证明妨碍与证明责任分配牵连重大。在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下,当事人对于己方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承担着证据提供义务,否则会产生诉讼不利益的可能。但是,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非因证明责任负担方自身的原因,而是由于他人伪造、变造、毁弃、藏匿证据等妨碍行为所致,如依旧由证明责任负担方承担诉讼上的不利益则有违公平正义。而引入证明妨碍规则,明确适用条件,则可抑制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适用的恣意,清晰自由裁量的限度,进而衡平当事人利益,避免产生新的不公平。     

中世纪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信仰与理性

中世纪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信仰与理性之间的问题,本文阐述了围绕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的知识论证明和本体论证明,经验哲学的代表人物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及托马斯·阿奎那宇宙论证明,就此讨论基督教哲学中信仰与理性,这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形塑——海峡两岸刑事法之对话CSSCI

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地区刑事法领域产生理论分野:前者学习苏俄,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四要件"的耦合式平面结构,具有强烈的入罪倾向,而在证明模式上,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的相互印证,表现出一种异化的"整体主义",缺乏认知融贯性的同时忽视原子分析;后者继受德日,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三阶层"的开放性递进结构,凸显类型化思维,而在证明模式上,注重对个别证据的审查判断,在证明模式的初始化过程中具有"原子主义"色彩,并有序地向"整体主义"过渡。作为约束实体认知与程序指引的"指导形象",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两岸刑事司法实践样态存在差异,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交错适用之效果,也在法官认知过程中得到集中呈现。     

虚拟财产的价值证明:从传统机制到电子数据鉴定机制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带来了新的法律问题.虚拟财产犯罪正是网络时代出现的新型犯罪形式,惩治该类犯罪有助于维护网络空间秩序、保护公民虚拟财产权益.如何证明虚拟财产的价值,是虚拟财产犯罪定罪量刑的核心问题.实践表明,司法机关若继续沿用传统的价值证明机制,将遭遇到方法落空等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虚拟财产属于虚拟空间的财产性利益,其价值证明方法必然与物理空间的传统物品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引入解决虚拟空间专门性问题的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务上讲,糅合电子数据鉴定知识和物价认定知识的新型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方法,是有效化解虚拟财产价值证明难题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