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险性证明的困境及解决

修改后刑诉法及刑事诉讼规则通过列举的方法规定了5种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情形,显得更加具体明确,但这5种情形相对于错综复杂的案件现实而言仍显得较为抽象。实践中,在尚无具体证明标准的情况下,司法实务人员对社会危险性的把握尺度不一,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有失现代法治精神所要求的统一和公正。本文针对这一现状,就社会危险性证明的困境及其成因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脱离该困境的解决之路。     

浅议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

刑事公诉案件的证明制度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基础,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则是证明制度的关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均涉及到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的问题,如何正确理解、运用相关条文,需要明悉制度设计的原理。     

并非多余的事实推定

事实推定,是指法官依据经验法则选择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借助推理的形式,由已知事实推断待证事实的一种事实认定方法。在我国,事实推定这一概念并不多余;同时,事实推定既不是推论或推理,也不是间接证据证明。     

严格执行刑事证据制度 依法公正准确惩罚犯罪 访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戴长林

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推进公正审判的热切期待,两个证据规定自2010年7月1日实施以来一直引人瞩目。本刊日前就其实施状况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庭室负责人及部分专家学者。     

对瑕疵证据“合理解释”的解释

只有对不可补正的瑕疵证据才能以合理解释方式进行证据能力的修复,无证据能力的证据不得进行补正或合理解释。对瑕疵证据进行合理解释主要是要解释瑕疵形成的原因及瑕疵并未导致虚假证据。从根本上看,合理解释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证明采纳瑕疵证据的正当性的过程,因此,合理的标准问题也即这个证明过程的证明标准问题。对于不影响证据真实性的瑕疵,控方的解释及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而对于可能影响证据真实性的瑕疵,则应当达到更高档次的证明标准,但无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

2012年3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方式等,但对于法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未予明确,指导实务操作的是两高三部在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的确实、充分标准,是否所有非法证据的排除情况均要适用这一标准值得商榷。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明标准的分析应以概念的厘定和认识论的澄清为逻辑起点,我国检察机关在证明证据合法性时,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适用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可适用优势证明标准。     

公诉承担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的几点思考

一、强化证据合法性审查第一,更加注重程序审查。从2013年1月1日起,职务犯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必须同时移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没有移送的,可以不予受理或者要求补充移送;对公安机关侦查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和其他重大案件．也应当要求同时移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试论夫妻暴力中的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分配——以公力救济为视角

2011年9月李阳家暴事件曝光后,家庭暴力问题再度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旨在探讨家庭暴力中的夫妻暴力行为,分析受害者在遭受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时在获取事实主张的证据支持中所遇到的困境,并针对诉讼中受害方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产生的摩擦,探讨事实证明的需要与证明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倡导受害者合法取证并建议在因夫妻暴力引起的离婚诉讼中将优势证据规则和高度盖然性规则相结合以确定新的证明标准并适当运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形成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     

例论复杂型经济犯罪主观证明责任之转移——从袁某某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控方举证策略谈起

公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是在刑事诉讼层面上对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贯彻。本案所涉职务侵占罪的规范基础在《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举证难点在客观方面,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务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     

经验与逻辑共存:事实认定困境中法官的裁判思维

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而认定事实又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案件事实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实,司法审判却是当下的审判。司法审判中所查明的事实并非过去发生的事实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