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盘查理由及其证明标准

盘查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一项行政即时强制措施,为了保障人权,除了设置严格的程序限制警察盘查权外,还应在立法上确立盘查理由及其证明标准作为启动盘查程序的一道门槛,而这正是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缺陷。本文阐述了我国盘查理由及其证明标准。     

证明机理视阈下正当防卫的认定困境与进路探究——以青岛市各级法院的209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目前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研究在刑法领域已形成较成熟的“五要件说”认定标准体系,但正当防卫的证明难题仍需刑事诉讼法领域积极应对。在正当防卫他向证明层面存在证明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设定不统一,证据制度单一固化的困境,正当防卫自向证明层面面临正当防卫的认定呈现损害结果导向化,以及法院审理阶段自向证明模式僵化等难题。结合三阶层犯罪论,应构建针对控方的有罪指控,先由辩方行使举证权利,提出正当防卫的相关证据以推动争点形成,而后由控方承担正当防卫的证伪责任,且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证明体系。通过落实庭审实质化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加强对“一对一”证据的审查认定,适度扩展证据类型以缓解正当防卫案件中证据资源稀缺的困境。最后,在法官自向证明中,不必过分苛求印证,应强调在经验法则同传统证据规则协调运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法官的心证作用,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确保判决结果的公正合理。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也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的证明是应以客观真实还是以法律真实为标准,一直存在争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的存在缺陷,应以法律真实为理论基础,建立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只有被告人供述”案件司法证明的谬误与厘清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之目的,在于改善司法机关依赖口供定罪的现状,从而避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真正实现保障人权的基本目标。但是实践中不仅存在仅凭口供定罪的情形,还存在通过异化口供形式或者形式化口供补强,以规避第55条约束的现象。异化的口供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形式化的口供补强规则,是以“被告人供述”为中心形成虚假印证。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当对第55条进行实质解释,既不能通过异化口供来定案,也不能进行形式化口供补强,将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换言之,应当不断降低口供在司法证明中的证明力,积极寻找其他客观性证据,并结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从而达到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才是《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合理适用。     

诉讼证明标准的当代思考

诉讼证明标准运用范围之广,运用主体之众,决定其在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一贯传统,以及以往一系列政治、哲学的传统因素,使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没有得到长足的进展。随着近年司法改革的迅猛发展,诉讼证明标准开始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     

对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内涵的探究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是两种重要的证据制度,但学界对二者内涵的认识却存在颇多分歧。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可以探究出这两种证据制度的真实内涵为“证明力的判断方法和证明标准的规定”。据此,我国的诉讼证明模式毫无疑问地应该采取让法官自己去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自由心证模式。     

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以一般原则为主、证明责任倒置为辅,本文仅就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略作剖析,联系实例着重分析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含义及其尚待改进之处,并归纳总结了部分关于完善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意见和建议。     

单位证明的误区——论刑事诉讼中的单位作证中如何避免滥用证人权利

单位作证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其中尤以单位证明的使用最为广泛和富有争议。本文阐述单位证明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现状,并对单位证明作合法性分析,解读因单位证明的使用导致单位滥用证人权利现象的产生及成因,提出如何规范和引导单位作证行为,限制和约束单位滥用证人权利,以解决单位作证中遇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公证实务操作中的认知和判断

认知是对感觉输入的变换、减少、解释、贮存、恢复、使用的所有过程,它通过对表象的分析、判断和信息的加工、集成,以达到还原事实本来面貌的目的,注重的是对问题的归纳、分析、渗透、综合,认知是判断的前提和基础.     

公证核实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真实合法原则是公证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诚信在公证中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体现。虽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但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有时真假难辨．仅仅利用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并不能审核相关情况是否属实．这就需要公证机构及公证员向有关单位或个人了解情况．获取第一手资料．从而核查申请公证事项及证明材料的真伪。为确保公证质量，除要求公证员具备相当的业务水平和办证能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