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预设之辨”到“差异实现”：论定罪证明标准的认知过程

当前对于证明标准的研究呈现一种结果视角下的预设思维,局限在认定案件事实的最后一步,包括寻求清晰注脚的“内涵之辨”与划分刻度阈值的“层次之辨”。实践中,对于证明标准的把握或“倚重证据锁链、识别证据缺口”,或“依托印证证明、探查证据矛盾”,或“聚焦控辩对抗、排除辩方质疑”,均未能深入以裁判者为能动主体的认知过程,导致其游离在主观属性的内核之外。溯因推理中的开放性论证与创造性启示,得以激活控辩双方就“假说”与“被观察到的事实”之因果关系分别承担证明责任,与“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具有契合性。在不认罪案件中,对单个证据的查证属实、单一要件事实的推论以及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作出阶段性划分,依次进行疑点的锚定与疑点的排除,以此夯实证据基础与事实基础。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仍应继续适用。由于事实认知模式、疑点锚定过程以及疑点排除方式等均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故不同路径之下的“排除合理怀疑”亦能呈现多元面相。     

司法责任制下“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厘定

作为法官审判活动的重要依据,“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界定尤为必要。特别是在司法责任制改革逐步推进的当下,此类标准愈发成为管控审判权能、健全审判流程,以及保护正当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基于此,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界定必要性的探讨,结合司法责任制改革与这一标准适用的具体要求,以主体、内容和合理性三个方向的讨论为切入,或可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刑事诉讼中的明晰提供较可取的路径参考。     

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以一般原则为主、证明责任倒置为辅,本文仅就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略作剖析,联系实例着重分析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含义及其尚待改进之处,并归纳总结了部分关于完善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意见和建议。     

单位证明的误区——论刑事诉讼中的单位作证中如何避免滥用证人权利

单位作证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其中尤以单位证明的使用最为广泛和富有争议。本文阐述单位证明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现状,并对单位证明作合法性分析,解读因单位证明的使用导致单位滥用证人权利现象的产生及成因,提出如何规范和引导单位作证行为,限制和约束单位滥用证人权利,以解决单位作证中遇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公证实务操作中的认知和判断

认知是对感觉输入的变换、减少、解释、贮存、恢复、使用的所有过程,它通过对表象的分析、判断和信息的加工、集成,以达到还原事实本来面貌的目的,注重的是对问题的归纳、分析、渗透、综合,认知是判断的前提和基础.     

公证核实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真实合法原则是公证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诚信在公证中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体现。虽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但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有时真假难辨．仅仅利用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并不能审核相关情况是否属实．这就需要公证机构及公证员向有关单位或个人了解情况．获取第一手资料．从而核查申请公证事项及证明材料的真伪。为确保公证质量，除要求公证员具备相当的业务水平和办证能力外．     

关于创设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基本视野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上，证明妨碍行为早已普遍存在并有继续蔓延的趋势，终因我国理论界对此现象未加以应有的重视，并且在立法及司法上严重滞后，使受妨碍人不能得到应有的救济，这种情形严重妨碍了程序上公平与正义的实现。由此，证明妨碍行为成为我国民事证据制度上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证据法的理论谜局——“刑事证明责任与推定”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推定的界定及其适用”、“刑事证明责任新问题”，以及“证明责任与推定综合研究”三个主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和学者虽然对推定的具体含义、证明责任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存在不同见解，但对于应该在法律上限制推定的范围，以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推定的适用等问题，达成了很多共识。证明责任和推定问题本身是证据法上的两大理论难题，这次会议为迎接这个智识上的挑战进行了首次尝试。     

也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兼与何家弘教授商榷

中国现行法不仅存在转移“完整证明责任”的推定规则，也存在类似于美国法上仅转移“举证责任”的推定规则。在中国，对推定事实进行有效反驳的证明标准不应该是统一的“优势证据”标准，而应该根据诉讼类型、推定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分。     

体制优越性得以证明

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兹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首先,从体制层面上分析。美、英、法、日等西方国家实行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由于未能解决大众收入低下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存在严重的生产过剩,所以,当前以美国为主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