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刘少奇的亲密合作与党的理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本文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亲密合作同党的理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毛泽 东与刘少奇的合作对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两大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二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两大历史性贡献具有内在统一性。     

缅甸族群冲突与族群和解进程探究

自执政以来,缅甸民盟政府尽管倡导并积极推进“21世纪彬龙会议”,但目前取得的成效有限。缅甸持续近70年的族群冲突问题是多种因素不断累积造成的。整体而言,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根源性的历史一殖民因素,结构性的国家制度因素,不同时期累积起来并得以持续的族群政策,以及族群武装组织本身的一些因素。目前来看,缅甸尚未完全具备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族群冲突问题并真正实现族群和解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对族群冲突的有效规制,创造各种支持族群和解的条件,对于继续推进缅甸族群和解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民族地区习惯法中的刑事和解机制

从民族地区习惯法的适用角度,刑事纠纷处理的和解机制促进了民族地区纠纷的快速解决和社会关系的修复;从建立统一的国家刑事法律制度的当代视角出发,我们应该审慎看待和评价这种具有特殊地域和时代特征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不仅仅只是维系和固化现有的民族地区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而是应该努力去发现现行国家刑事法律与民族地区刑事和解机制的有效互动机理,构建与新时期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新的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制度。     

“三个代表”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

富于理论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已经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现又正在经历和实现着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作为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思想是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主题和中心内容的，因而它首先是新世纪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邓小平新时期党建理论的新发展。这一思想又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多方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集中反映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     

借鉴《尚书》励精图治

孟子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2300年前先祖的忠告,对今天的炎黄子孙而言,对迎接新的历史性考试的近九千万共产党人而言,对要抓住发展战略机遇期的中华民族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其实,对于当时的孟子而言,这也不是创新的观点,而是继承性的表达,因为早在《尚书》当中,就充满了这种如何才能长冶久安的思想箴言。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九大报告贯穿的两条红线北大核心CSSCI

党的十九大是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极其重要的地位。     

执行和解制度的再认识

现行执行和解制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面临着许多问题.就制度而言,由于尚未正确或充分地认识执行和解的本质以及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之间的关系,因而导致制度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从而影响了执行和解的正常功能和作用.对此,应当重新审视执行和解及制度,从执行法、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实体法的基本原理上予以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设定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执行和解应有的效力,构建与现代执行制度、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实体法契合的执行和解制度.     

和解合同的私法传统与规范适用

私人协商已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之一。但现行法中的规范缺失以及和解合同自身的复杂性,使得法律适用变得困难,导致民众对其失去信心。与此同时,诉讼法的指导案例和司法解释也在逐渐形塑和扭曲和解合同的效力,引发了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冲突。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有必要通过历史和逻辑的考察,厘清和解合同的概念、性质、错误和解除方面的基础理论,重新塑造它的实体法基础,以此为法律适用和法典建构提供助益。     

从撤诉到契约: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和解模式之转型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广泛开展了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工作,我国已经事实上存在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学界将这种由人民法院建立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归结为撤诉模式。但是,这种和解制度存在着法律缺陷,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撤诉模式所面临的困境,本文提出了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和解应当实现由撤诉模式向契约模式转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