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台湾地区法院非讼裁定的认可与执行

非讼裁定是我国台湾地区法院作出的一类重要裁定,也是可被大陆人民法院认可的台湾地区法院裁定中的主要类型。原则上,台湾地区法院的非讼裁定没有既判力,而大陆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对象主要是形成力,其中具有给付内容的,认可的同时赋予其执行力。由于台湾地区法院的本票强制执行裁定等非讼裁定无既判力,虽为人民法院所认可,也应允许债务人向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交错语境中的成长——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面临传统、现代、后现代三种交错的语境.在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对待后现代法学思潮的正确态度是:诉讼外解纷方式的发展不能消解诉讼程序改革这一主题,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对改革有积极意义;对待我国法律传统的正确态度是:应慎谈无讼的法律传统,不能忽略制度变革对法律文化的影响,积极挖掘和利用法律传统中有利于促进变革的因素;在交错语境中推进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思路是:要以维护公正以及制度利用者的利益作为改革的基调,要使交错语境中的改革朝制度设计者希望的方向发展.     

"无讼"法律文化与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公众的狭隘工具性法律认同、单一性法律认同和对法律的不认同.但同时,"无讼"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也有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的启示.它对社会安定与秩序的追求,是人们产生法律认同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它对传统道德、民间习惯等社会调节手段的运用,从而建立法律的内在权威,促进公众的自觉认同;它所推行的多规则统治模式,有利于我们避免"法律万能主义"的非理性认同,建立对法律的理性认同.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要坚持"权利本位"的宗旨,提供良好法律产品;执政党和政府要厉行法治,做法律认同的典范;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     

违约金调减的证明责任问题

在对《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后段的解读中,应将"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理解为违约金调减请求的权利成立要件,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理解为权利成立的法律后果。这一区分对应了违约金的双重功能,可为违约金调减请求提供更清晰的审理思路。成立要件的审理对应违约金的补偿性功能,适用诉讼法理;调减衡量因素的审理对应违约金的履约压力功能,部分适用非讼法理。根据现行法,"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证明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且不能转移。违约方的证明困难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在具体诉讼中可以通过事案解明义务缓解,但不改变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由此决定的本证与反证的区分。违约金调减衡量因素的调查不存在证明责任问题,应围绕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中展开。     

论担保物权实现的程序

《物权法》规定了抵押权人可以向法院请求拍卖和变卖抵押财产,但是如何申请、具体适用何种程序申请未予明确,使实体上的权利无法获得司法程序的保障。域外立法关于担保权实现的程序主要有诉讼裁判、申请拍卖和非讼裁判三种模式。现阶段我国采用非讼裁判模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符合程序正当和高效的要求,也具备相应的理论基础。同时,根据我国强制执行程序的现状,应当在裁定程序中强化对债务人的程序保障。     

陈年旧案"半费之讼"的新探与启迪

“半费之讼”既关涉到逻辑问题 ,又关涉到法律问题。但主要还是逻辑问题。“半费之讼”的双方都犯有同样严重的逻辑错误。旧案新探 ,明辨是非 ,对我们仍有启示作用。     

古代讼师的灰色生涯

正在充满漏洞的古代司法体系中,讼师们时而仗义出生,时而为利入死,如何取舍,全凭信仰和原则。与如今风光的律师不一样,中国古代的状师,是一个隐蔽而灰色的职业。他们被通称为"讼师"、"刀笔先生",或被蔑称为"讼棍"。从讼师界的祖师爷——春秋时的邓析开始,讼师的日子就缺少阳光。史     

英国诉讼制度的早期形态及其日耳曼法特征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的诉讼制度主要有宣誓助讼和神明裁判两种基本形态。在制度设计和证据方法方面,宣誓助讼和神明裁判相对原始,缺乏理性和事实根据。在法律观念和司法原则方面,宣誓助讼和神明裁判具有鲜明的形式主义与团体主义特征,十分重视程序原则与社区责任,这是日耳曼法的典型特征。在英国普通法形成时期,这两种诉讼制度均走向衰亡,但其所体现的法律观念和司法原则却存留下来并构成普通法的重要标志。     

论我国民事纠纷非讼解决机制的现代转型

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和法治现代化的纵深发展,要求我国民事纠纷解决领域的非讼解纷机制也应与时俱进,进行现代化转型。作为构建现代非讼解纷机制的逻辑前提,首先应当认清我国民事纠纷非讼解决机制的发展现状,并论证现代民事纠纷非讼解决机制的指标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寻找我国传统民事纠纷非讼解决机制与现代性要求之间的差距,并以现代非讼解纷机制的指标性特征为参照系,从理念和制度建构两个层面推动我国传统民事纠纷非讼解决机制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