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一种基于治理理论的场域界分考察

治理理论是当今世界上颇具代表性的新型国家——社会关系架构和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也是认识刑事政策体系中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犯罪抗制场域界分时的重要分析工具。运用这一工具可以看出,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刑事政策体系中存在着专治与共治领域的治理分工。其中,专治领域是国家保有的专属犯罪抗制场域,共治领域则是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合作抗制犯罪的开放空间。同时,在共治领域中,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应形成协同支持、国家主导的伙伴关系。     

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之逻辑

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对治理效果有直接的影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和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模式,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和社会大转型所带来的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是一个较为理性的选择。     

康有为大同说的“去家界”再考北大核心

“去家”是康有为大同说赖以确立的至为根本者。实际上,主要源自《礼运》的这种祛家主义乃是墨家思想的体现。这意味着,这种祛家主义与以家为本的儒家思想无关,甚至与之完全相反,并且意味着,一种家际的双向交互关系决定了,较之墨家的“上同下不比”和法家的“三顺说”,儒家思想更易通向权责对应的现代民主精神。故不仅五四运动思潮视儒家为“专制主义护符”的思想难以成立,而且自诩为孔子信徒的康有为的“去家求解放”的大同理想,以其尊孔与非孔之间自相矛盾注定是一地地道道的“乌托邦”。     

经略边疆:清代治边之法的得失

清代积累了不少治边经验,如以开放的心态治理边疆,改进和完善边疆行政管理体制,因俗而治、因地立法,从治国需要出发制定对待各种宗教的方针政策等等,这些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清代闭关锁国、排斥对外交往、海权意识淡薄等僵化的治边思想,也留下不少失败的教训,值得加以反思.     

中亚国家“去极端化”的主要做法及启示

遏制、防范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消除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是从根本上铲除产生暴力恐怖思想根源的治本之策。近年来,中亚各国不断加大"去极端化"社会治理工作的力度,取得了一些成效,积累了一些值得思考与借鉴的经验。从国家层面制定长期的反极端主义规划或纲要、完善相应的国内立法,加强区域内的"去极端化"合作势在必行。     

论多元共治理念下的底层知识青年工作创新

底层知识青年问题是当前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他们主要由一些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见识,但没有被纳入国家体制内,没有稳定工作,生活漂泊的年轻人组成。由于其相对剥夺感较强,近几年一直是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巨变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探索多元共治新路径,这为进一步做好底层知识青年工作提供了良好契机和崭新视角,我们借此可以更新观念,创造性地做好青年工作。     

乡村旅游开发与边疆的“去边缘化”——以黔中屯堡社区为例

边疆地区的发展问题被逐渐纳入国家的话语系统中,因此,探讨边疆地区新的发展路径就成为一种迫切的实践诉求。乡村旅游不仅可以打破"中心—边缘"二元结构,还能促进边疆地区综合发展。因此,作为一种21世纪新型产业的乡村旅游就成为对这种实践诉求的有力回应。本文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屯堡文化这一特殊的文化事项进行深入的解读,力图从旅游的去边缘化理论视野出发勾画出屯堡社区在旅游这一平台上,对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自觉和保护及社区亚稳态等方面的"去边缘化"作用。     

“五联动”社区管理创新模式研究以乌鲁木齐市北站西路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实践为例

新疆乌鲁木齐市北站西路街道办事处提出的政府、社区组织、驻区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的“五联动”管理机制，是自觉创新社区管理模式的一项举措，有利于实现社区管理效果的优化。在实践中，它不仅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正功能），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负功能）。充分发挥其正向功能，弱化其负向功能，对于我们创新社区管理、推动社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