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诉裁判对后诉的影响——《民诉法解释》第93 条和第247 条解析

《民诉法解释》第93 条的规定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 条。其中相关条项下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具有的所谓“预决效力”,在学理上与既判力的概念及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与此相应,《民诉法解释》第247 条有关“裁判生效后”禁止重复起诉的规定则应视为直接以既判力作为基础的程序规范。本文将第247 条与第93 条的解释相结合,梳理了既判力和预决效力这两个概念在我国司法实践这一特定语境下的内容、相互间的关联及区别,并依据前后诉的主客体及时间范围是否一致等因素考察前诉可能对后诉发生的法律效果,在解释论上构成了一个可资对相关程序规范进行理解和适用的概念整理框架。     

对合作制性质的再认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完善建议

对合作制性质的科学认识是推进农村信用社有效改革的前提.本文认为,合作制暨集体所有制在法律上的反映--集体所有权,其主体形式是多样的;合作组织既可以是企业,也可以不是企业;在现代经济领域,公司和合作制企业是性质不同的两大组织系统.农村信用社的所有权表现为专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企业享有法人所有权,社员拥有社员权.试点方案应该更多地体现农信社的上述本质要求.     

人权三论

人权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权利,应当在人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上分别之,在自然属性上它是事实权利,在社会性上它才是道德权利。作为人权概念基础的问题是政府对待其公民的道德态度问题,把政府对待人权的方式表达为人权对政府义务上的束缚与限制,人类对人权的渴求和理想转化为政府具体的道德义务行动,这有利于推动人权的现实化和可操作性。从人权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上来评价,人权对主体的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权利信仰价值与促进民主宪政的成长价值。     

侵权救济、救济成本与法律制度的性质--兼论民法与经济法在控制侵权现象方面的功能分工

本文将侵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认识,认为对侵权现象的法律控制需要综合运用各种不同的法律手段。由于救济成本的制约,民事侵权制度的作用是有限的,必须辅之以其他法律手段。对于经济领域中侵权现象的控制,民法、经济法都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但二者都具有局限性。只有其共同作用,才能达到良好的控制效果。     

禁毒学的概念、性质、对象、体系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毒品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受国际毒潮的影响,我国毒品问题卷土重来。在较短的时间内,我国毒品犯罪不断加剧,吸毒人数持续上升。截止2003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超过105万人。如此严峻的毒品形势已对我国社会的治安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为消除毒品的危害,我国采取多种措施厉行禁毒。但是,禁毒斗争是长期、复杂和艰巨的,随着国内外禁毒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其特殊性已经凸显。因而,将禁毒纳入一门学科既从理论上,也从实践方面进行探索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禁毒学的诞生和研究将对我国乃至世…     

论涉嫌犯罪现场勘查的法律性质

涉嫌犯罪现场勘查的法律性质与实现我国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密切相关。由于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涉嫌犯罪现场勘查具有双重法律性质。立案前公安机关所进行的涉嫌犯罪现场勘查,是立案前的一般审查措施,而非法定意义上的侦查。立案后公安机关所进行的涉嫌犯罪现场勘查,属于侦查阶段中侦查行为的一部分,是法定意义上的侦查。     

检察机关性质的宪法文本分析

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性质上,检察机关是区别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依据宪法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宪法是检察机关行使职权与进行活动的权力来源和基本出发点,也是分析检察机关性质与地位的基本依据。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宪法规范作为社会共同体所选择的基本共识和最高价值体系,为各种制度合理性的评价提供统一的尺度与标     

试论筹备中法人

“筹备中法人”是指自完成法人设立行为(订立章程)时起至法人成立之前存续的,以促成法人的成立为目的的一种过渡性的社会有机体(组织体)。本文通过对筹备中法人的概念、法律性质及其进行的民事行为的责任应如何承担等问题的探讨,认为在我国的民法典中引入“筹备中法人”这一实体概念并赋予其一定的权利能力是可行的。     

医疗纠纷的性质及救济方式

本文从医疗纠纷的法律性质入手,对其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证明责任、责任范围等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获取救济的方式问题。     

邓小平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选择

和平崛起是当前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尽管这是中国高层首次用“和平崛起”描述中国的国家战略,但是这一思想并不是当今中国为了让世人接受自己的权益之计,而是中华文明与社会制度赋予中国的特殊禀赋,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已经清晰地提出了对中国崛起和平属性的基本思路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