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曹操评价问题讨论始末

曹操,可以说是千百年来争议最多的历史人物之一;对他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20世纪50年代末,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翦伯赞等人,曾发起为曹操恢复名誉的讨论,人们称之为"替曹操翻案"。然而这件当代史上重要的事情,很少有专门的文章谈及它。今年距离这场争论的发生已整整50周年,为了推动学界更深入地研究这场争论,笔者梳理了近年来问世的当事人的回忆录等资料,考察了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     

论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道德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有、无处不在,老百姓有时讲到邻居,讲到同志,说那个人有德,赞赏他有德,农民开玩笑的时候说“瞅瞅你那德行”,还是讲的德。把“德”和“行”组合在一起,很科学,一语道破“德”的根本要求在于“行”。德,得之于心,付之于行。道德关键在于实践,知易行难。德,很重要。     

P2P网络借贷的刑法管控——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新论为视角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传统适用标准使得该罪的打击范围在P2P网络借贷领域不断扩张,不当阻碍了网络金融的创新和发展。学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既有解释仅是在刑法视域内进行逻辑层面的推演,忽视了本罪作为空白罪状的特性,没有充分结合具体的金融管理法规等前置性法律规范的要求,使得解释结论缺少法律规范支撑,与网络金融管理实践不符。本罪是典型的行政犯,具有双重违法性特征。应该在法益保护原则指导下,充分结合相关金融管理法规探究其"非法性"的具体内涵,总结出本罪在网贷领域的违法行为类型,使本罪所保护的金融秩序具体化、明确化,以此来界定网贷行为的入罪边界,避免过分干预经济自由。     

谨慎行原则在资产核算中的应用

本文对谨慎行原则在资产核算中的应用问题进行了探讨。     

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情况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人大监督工作的重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依法监督、正确监督、有效监督,积极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电子知识产权

正业内专业新闻评论杂志《电子知识产权》杂志于1991年创刊,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主管,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技情报研究所、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主办。本刊集理论性和实践性为一体,是目前国内工业行业领域唯一的知识产权专业期刊。《电子知识产权》全面介绍知识产权法律信息,提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指导,探讨解决现实中最新的知识产权问题,交流国内外最新知识产权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电子知识产权》以满足企业知识产权工     

毒品犯罪死刑控制的教义学展开——基于122份二审死刑判决书的实证研究

毒品犯罪是我国当前死刑适用的主要犯罪之一,其不断受到正当性、必要性和有效性的拷问。在毒品犯罪中严格控制并逐步废除死刑,是我国《刑法》发展的未来趋势,也是刑罚回归人道的必然要求,亦是刑法谦抑性、刑罚轻缓化的应有之意。基于我国严峻的毒品情势以及国民的普遍情感,立法上废除死刑在短期内几无可能,通过刑事政策控制死刑又欠缺明确性、稳定性与统一性。基于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对《刑法》第48条第1款"罪行极其严重"进行严格解释,并在司法上构建一套完整、清晰而又科学的死刑适用标准,是控制死刑的正确路径。"罪行极其严重"的判断,应当从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两个维度展开。司法上应当对毒品进行分级,将死刑适用局限于涉及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极个别犯罪,涉及其他硬性毒品的犯罪最高判处无期徒刑,涉及软性毒品的犯罪以有期徒刑最大值为刑罚上限。死刑适用主要针对走私、制造毒品罪,对贩卖毒品罪以不适用死刑为一般,只对发生在制毒者与贩毒者、贩毒者与贩毒者之间的贩卖行为适用死刑,对运输毒品罪不再适用死刑。对采用诱惑侦查手段、未进行毒品纯度鉴定的案件不再适用死刑,仅对毒品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主犯以及毒品个人犯罪中的特定累犯、再犯适用死刑。通过司法上对死刑适用的严格控制来释缓立法上过于严厉的刑罚配置,实现刑法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动态平衡。     

作为行政自制手段的区域限批:性质判断与司法控制

《环境保护法》确立了以总量控制为目的的区域限批制度,突破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权在行政组织内部的原始分配。赋予省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启动区域限批的权力,实质上是授权其在特定情况下对下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实施权进行限制。区域限批决定在性质上属于内部行为,同时由于其可能影响相对人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权利,法院可以在对相应的行政许可实施行为的诉讼中审查区域限批决定的合法性。根据法律保留原则,规范性文件不能超出立法授权的目的、范围增设限批情形。而直接依据立法上的区域限批条款作出的限批决定也要接受比例原则的检验。     

集中与分权的历史逻辑——“共同纲领”时期我国宪制的建构、运行与更张

1949年《共同纲领》与《政府组织法》共同确立了堪称"四九宪制"的国家权力配置基本格局。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不同,四九宪制虽然同奉议行合一原理为圭臬,却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为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一职位实现议、行两端的权力集中。然而决策权与执行权在规范层面的分工模糊与权能交叠,使四九宪制在实际运行中无法确保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国家事务直接和经常的领导。随着机构改革与权力重组的受挫,这一时期宪制的制度弹性逐渐耗尽,新政权的缔造者们最终通过在1954年《宪法》中对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设计实现了对议行合一体制的重设。     

提升领导干部法治素养的基本路径(下)

正四是坚持依法办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中央怎么做,上层怎么做,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知与行是两码事,懂宪法、有理念只是法治素养的基础环节,重点在于以实际行动践行法治,难点也在于用具体工作、点滴言行体现法治。若领导干部对待法律是"说一套做一套",那么下级以及群众对待法律也将阳奉阴违,久而久之法律权威就会丧之殆尽,领导权威也在此过程中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