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活动与极端主义犯罪认定之困境与出路——《关于办理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之解读

《关于办理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出台,不仅有效衔接了《反恐法》与《刑法》中涉恐条文、明确犯罪认定标准以及恐怖主义犯罪与其他犯罪竞合时的罪数适用标准,而且规范了办理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程序,并完善了相关部门工作机制。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有重复评价过往行为之嫌、不当扩大帮助犯处罚范围以及持有犯罪中主观认定标准失之偏颇。     

论反兴奋剂刑事司法体系之构建

滥用兴奋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建反兴奋剂刑事司法体系有助于形成完善的兴奋剂监督管理体系,也是适应国际体育治理趋势的需要。当前,我国反兴奋剂刑事司法体系存在着客体定位模糊、入刑行为类型单一、对弱势运动员保护不突出的问题,应当明确以社会管理秩序作为滥用兴奋剂犯罪行为的客体,推动更多滥用兴奋剂犯罪行为的法典化,同时,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预留合理的行刑衔接空间,构建更加科学完善的反兴奋剂刑事司法体系。     

第三方平台参与犯罪治理的法治隐忧与消解——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例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吸纳第三方平台参与犯罪治理,形成与以往犯罪治理模式不同的权力路径。第三方平台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中形成了治理权力和犯罪控制义务并存的一体两面的主体责任,其由案外人身份向治理者身份、由辅助功能向治理功能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其在犯罪治理中所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力。但第三方平台权力的行使可能引发在权力专属原则、权力制约机制、权力程序规范、权利保障要求等方面的法治隐忧。为消除隐忧、促使新法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合理界定第三方平台的角色,科学划定第三方平台权责,及时完善权利救济规范。     

重要战略机遇期警察法治创新与发展——中国警察法学研究会2016年年会暨首届警察法治论坛综述

警察权存在的正当依据在于维护社会治安,因此,有必要从宪法高度明确警察权的功能,建立警察权法制化的评估机制和执法责任制,采用一定的法律原则对警察权进行规制。充分利用和进一步完善执法安全国际合作机制,保障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顺利进行。互联网+背景下,衍生出的涉警网络舆情问题,使得警察群体应对乏力,导致舆情制度不完善、思想认识不到位。应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将治安社会治理逐年常态化,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执行体系、保障体系和监督体系。全面深化公安工作改革,要正确认识刑警除罪权、警察刑事证据的收集和警察出庭作证等相关问题。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反全球化运动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全球治理的兴起是对全球化消极后果的一种反应,其治理主体呈多元化。反全球化运动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主体,为实现一个更加全面、公正和民主的全球化,以直接行动、社会论坛和网络反抗等方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内部的分化与斗争、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在资源上的限制使其参与全球治理的功能的发挥又受到一定的限制。     

反渎职侵权实务研讨

反渎职侵权工作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渎职侵权案件的特点决定了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复杂性.实践中,要善于主动发现犯罪,明晰侦查思路,选择恰当的突破口进行审讯.反渎职侵权工作应朝着侦查机制一体化、合力攻坚专案化等方向发展.     

论元杂剧《赵氏孤儿》深刻的民族内涵

《赵氏孤儿》在元代有“不绝赵祀”的特别意义,该剧反映了在元代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作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抗金存宋爱国者的怀念、信赖和崇敬之情;对南宋王朝无可挽回的灭亡下场的哀悼;以及驱除元统治者、光复大宋河山的坚定信念。     

论我国统一市场建设的重点和突破口——兼析“场外交易”市场竞争环境均等化问题

统一市场建设的工作重点,是要尽快清除造成市场分割和市场壁垒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要求各地区市场竞相对内和对外开放.根据我国国情,垄断行为中对市场经济损害最大的是行政垄断,因此只有抓准了反行政垄断这个统一市场建设的突破口,限制政府权力的边界,尤其是限制其通过行政权力垄断市场的行为,才能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供新的动力源.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中的“场外交易”市场,是政府政策人为地造成竞争环境不均等的近期典型之一,应当切实加以解决.     

论毛泽东反“围剿”思想

1930年秋至1931年9月,在毛泽东与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正确判断形势和敌我态势,确立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认真做好反"围剿"的政治动员等准备工作;积极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化劣势为优势;抓住反"围剿"胜利后的机遇,巩固和发展苏区。毛泽东反"围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与中国红军的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朝鲜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冲突——基于边缘化心理视角

边缘化国家正是在反体系运动与大国遏制的互动过程中建构了关于自我的边缘化心理身份,而这一身份反过来又激发了它们的反体系行为,于是冲突在对抗与缓和的不断转换中周而复始地上演。朝鲜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化国家,在与体系的长期互动过程中,正是在反体系运动的实践等主要因素影响下,建构了自我的边缘化心理身份,而这一身份又引发了朝鲜以发展核力量为主的持续的国家反体系运动,大国则通过遏制或战争威胁来应对朝鲜的边缘化行为,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正是基于这一互动逻辑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