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公司商业机会认定逻辑的探究

新公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对公司机会规则从主体范围、除外事由方面做了修订,但是对公司机会的概念仍缺乏清晰的界定。立法的模糊将不利于我国司法对公司机会的认定达成适用标准的统一、法律适用的一致。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美国判例法的规则和我国学者的观点,进而明确我国司法对公司机会的认定标准。     

医疗纠纷中“告知内容”精致化的反思——以“幽灵手术”案件为视角

“幽灵手术”是在未经病患同意的情况下,由其他医师甚至非医师替代完成手术。该现象已然引起我国社会的热烈关注,但是,法律界探讨尤显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确立了医疗告知制度,然而,对主刀医师资讯及参与手术方式是否应当纳入告知范畴付诸阙如。司法在模糊立法状态下对“幽灵手术”的立场呈多样性、复杂性。通过内生价值、伦理价值、社会价值的三重考量,并结合域内外观点和案例的探讨,司法对“幽灵手术”态度应当明朗。规制“幽灵手术”应先规范医疗告知制度,进而理清如何审查认定“替代医师”是否存在。     

刍议控制股东违背诚信义务的法律防范与救济

文章详细阐释各国有关控制股东违背诚信义务损害其他股东权益的各种防范、救济措施及我国相关法律规范之现状,通过论述提出为完善对控制股东违背诚信义务损害其他股东权益的防范与救济,我国《公司法》需在总则中明确规定控制股东诚信义务,增加限定股东会召开的最低表决权数规定、完善控制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与股东诉讼制度。     

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问题现状与其改进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视也随之提高。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演艺明星,几乎每个群体或多或少都遇到了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由于信息技术发展速度过快,所以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并没有跟上发展速度。规章制度的不健全,也使得公民的个人信息更容易遭到他人的侵犯。在信息化时代,公民个人信息也成为数据资产的一部分。所以有许多不良企业、不法商家将公民的个人信息售卖给相应机构。因此,本文将具体讨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当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为相关读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对悔拍后提起的网拍撤销权异议申请应严格审查

【裁判要旨】网络司法拍卖实践中,存在以提起撤销权异议形式掩盖悔拍事实的案件。针对此类案件,应进行严格审查,尤其是在事实认定上应注重竞买人注意义务和法院披露责任的划分;在法律适用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网拍规定》)第31条第(1)项,应注重同时符合三项积极要件且不存在两种排除情形,否则不予支持撤销网拍的异议申请。此外,为更好地规范司法网络拍卖,还应从完善保证金制度、改进差价执行制度、构建司法拍卖黑名单制度以及加强网拍优先与悔拍惩戒相结合的法治宣传力度等方面强化悔拍处理机制的完善,确保网拍制度价值的高效实现。     

即时性抽回出资的原股东可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裁判要旨】民商事审判中对股东相应行为是否属于抽逃出资需以侵权行为四要件为框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12条有关抽逃出资的典型列举+兜底规定,采取与认定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相同的举证责任分配路径进行判定。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

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建构的基础是国家在宪法上所负有的保护义务,该义务对应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而不是"个人信息权"。将个人信息作为私权客体的权利保护模式,在规范逻辑、制度功能等方面存在局限;应以"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国家保护义务"框架建构个人信息的权力保护模式。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意味着国家不仅应履行尊重私人生活、避免干预个人安宁的消极义务,还应通过积极保护,支援个人对抗个人信息处理中尊严减损的风险。基于控制"数据权力"这一侵害风险源的需要,国家一方面应避免过度侵入个人信息领域;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以及侵害防止义务的体系化,营造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生态。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涉税信息报送义务履行的规范化研究——基于我国《电子商务法》第28条规定的阐释

基于协助税收征管的需要,平台经营者应依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税务部门履行报送平台内经营者涉税信息的义务。我国《电子商务法》设置涉税信息报送义务旨在防范数字经济时代下税收征管的失灵、实现税负的公平负担。该法规定的平台经营者涉税信息报送义务面临履行主体过于宽泛、履行对象含混模糊、履行内容有待明确、履行监督效果欠佳等突出问题。有必要通过我国《电子商务法》施行细则,允许平台委托报送、降低初创型平台报送负担、建立跨境报送国际协调机制,以界分平台经营者职责;经由分层化管理平台内经营者与细分服务领域,以厘清该义务的履行对象范围;通过制定信息报送正面清单、明确报送部门、统一报送时间、流程和方法,以明晰该义务的履行内容;通过丰富事后行政查处机制与强化事前合规指引,以激励该义务的有效履行。     

合规义务进入董事义务体系的公司法路径

在董事义务体系中纳入合规义务,有效发挥合规义务对董事及公司行为的指引和校正作用,是《公司法》新一轮修改亟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合规义务进入董事义务的可能路径有二:一是借由信义义务引入,二是独立于信义义务。路径一可以通过扩张现有"忠实+勤勉"的二元信义义务结构实现,也可以通过解释扩大忠实义务或勤勉义务的内涵实现。合规义务和信义义务在履行逻辑上难以兼容,中国语境下使用囊括了合规义务的信义义务对董事进行问责亦有明显缺陷。合规义务与信义义务在法理上存在重要差异,合规义务独立于信义义务有助于发挥合规义务的回应性特质和守法内化功能,并为问责机制设计预留灵活空间。我国应当确立董事合规义务相对于信义义务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为合规义务进入董事义务体系进行多层次、体系化的制度设计,并通过明晰的规则进行制度表达。     

义务工作促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分析——对广东省南海区的调查

义务工作的发展有利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义务工作也可以在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获得发展机遇。南海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与义务工作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要构建义务工作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良性互动新格局,既需要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为义务工作发展提供发展空间,又需要创新义务工作发展机制,使之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