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以文化宪法为核心的文化法治国

文化是制度之母,是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是民族认同感和国民精神的根基。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如何进行文化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改革新时期的重要任务。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已将文化法律制度列入加强立法的重点领域。而且,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强     

兵团有个“羊”院士

<正>朋友,您穿过羊毛织品做的衣服吗?我可以自豪地告诉您:如果在座有10个人穿过毛织品的衣服,那么,其中5个人的衣服里就有我们新疆兵团科研人的研究成果!这项成果的主人就是我要向大家介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名誉院长刘守仁。他培育出的军垦型细毛羊,羊毛产量已占到全国羊毛总产量的50%,世界羊毛总产量的15%。他创立的"血亲级进育种法",打破传统育种方法血亲近交的禁区,走出了国外专     

历史上“法与权”的博弈

"法治"还是"人治"?这是非常重要又比较敏感的问题,此问题不解决,"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从理论上说,"法治"优于"人治",法比权大,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有一定距离,现实中有法大于权的,也有权大于法的。1780年,云贵总督李侍尧因贪赃索贿,情节恶劣,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大学士九卿会议"依法"定为斩决。但乾隆皇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百计回护",命"重议"。当"重议"结果为"请照初议"时,乾隆对支持九卿之议者"大加斥责",以"罪疑惟轻"为由,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     

百姓的“好闺女”——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分局西山派出所副所长胡敏

服务人民从不分大事小事忠于职守原无论内勤外勤作为一名社区民警,胡敏从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平凡小事做起。2013年5月,胡敏在入户走访时发现一位60多岁的老人带着一个叫“毛毛”的小女孩生活,“毛毛”是个未婚生子女。据老人说,孩子的父亲不知去向已多年,母亲长期在外打工,孩子上六年级了,但没有户口。得知情况后,胡敏先后6次去长港、杜山走访调查10多户居民,调取材料20多份,经过努力,终于在当年六一     

江苏省体育局关于印发《江苏省贯彻实施〈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细则》的通知(苏体规[2019]3号)

各设区市体育局,南京体育学院,各训练单位,省体科所:《江苏省贯彻实施〈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细则》已经省体育局党组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留置措施规范化论要

留置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但理论研究基础薄弱,制度配套措施尚不完善,短期内难以有效指导实践。为此应当摒弃以往过度依赖立法的思维定式,以法解释学为工具,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以及合宪性解释等方法将留置定位为一种特殊逮捕。同时为了进一步实现留置的法治化,应当打破逮捕既有的理论窠臼,以宪法的视角引入基本权利干预理论,以理念的革新推动留置条件的体系化与阶层化,最终将留置分为普通留置与重罪留置,将留置条件区分为作为基础性要件的证据要件、否定性要件的罪责要件以及核心要件的社会危险性要件。     

基层腐败预防机制研究——基于Z市206个基层样本的分析

通过对Z市206个基层腐败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基层腐败呈现农业领域发生腐败的情况较多、基层领导职权易失控、基层腐败涉及领域广且类型多样、基层经济腐败多且呈现"小官巨贪"趋势、法律惩处基层腐败力度不强的特征。基层腐败产生的原因包括对基层公权的制约不足、评定基层干部的标准失衡、非正式制度的诱因等。进一步完善预防基层腐败的机制构建应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廉政教育的引导,加强法律法规惩处的震慑,加强农业领域的资金监管,完善公众参与基层监督机制,按照适用的原则尝试建立基层干部财产公示申报机制,建立基层干部任期交叉机制和基层干部任职民主评议机制。     

精准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的产生原因及治理机制——基于四川省X县的现实考察

在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中,基层党员干部的"微腐败"问题是影响精准脱贫工作成效的主要因素之一。精准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扶贫项目管理过程、政策制定执行、工作责任意识三个方面,需要从资源配置、思想认识、地方发展和制度建设中寻找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近年来,四川省X县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将整治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作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构建起协作型立体化监督机制、点对点聚焦型问责机制、多层次科学化管理机制、全覆盖信息化沟通机制和容错纠错灵活型激励机制,着力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覆盖到"最后一公里"。     

自杀事件中起哄闹事行为的法律性质——基于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解释

自杀事件中的起哄闹事行为可能损害多种法益。基于对经验素材的分析,自杀事件中的起哄闹事行为按照行为损害的利益内容不同可分为期待型、谣言型、阻碍型三种,主要可能损害自杀者的人格尊严法益、自杀现场作为"原有功能场所"以及作为"救援场所"的双重公共秩序法益、自杀救援人员的履行职务法益,从法律解释的社会目的方面考虑,不应认定起哄闹事行为损害了自杀者的生命法益。根据损害法益的不同,自杀事件中的起哄闹事行为有不同的规制路径,该类行为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42条、第50条,不宜径行适用第26条,即不宜认为该类行为属于"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从而适当限缩"口袋法"的适用,使制度发挥更加清晰和精确的法益维护与法律教育功能。     

社区矫正立法若干重大问题探究——基于对《社区矫正法(草案)》的评价与修正建议

《社区矫正法(草案)》于2019年6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7月5日在全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社区矫正法(草案)》存在社区矫正性质规定不明确,关于社区矫正任务的规定存在缺项,没有设置专章对社区矫正机构进行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执法人员没有赋予人民警察身份和必要的强制执行权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使社区矫正制度从法律意义上更加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