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型交叉持股的危害及其法律规制研究

交叉持股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我国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持股的情形,尽管它有降低交易成本、稳定股价、对抗收购的积极影响;但也同样带来了公司虚增资本、妨碍竞争、扰乱证券市场的弊端危害。而这些负面影响往往都集中在以母子公司为载体的“垂直型”交叉持股。因此本文就垂直型交叉持股可能带来的危害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给出建议。     

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律问题研究

就业是人类谋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关注就业实质上就是关注民生,解决就业问题才可以实现安居乐业。就业歧视不但严重侵犯公民的劳动权、平等权,同时造成弱势群体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陷入不利地位,形成了“职业分割现象”,各社会群体之间的鸿沟将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持续升级。禁止就业歧视是保障民众生存发展的重要方式,从现代法治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禁止就业歧视实质上就是“平等原则”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主流发展趋势。本文在研究分析的过程中,围绕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律问题展开了深入化、全面化的探析,并立足于我国国情,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的措施,旨在遏制社会上的就业歧视现象,维护社会公平、保障民众合法权益。     

自我代理订立的保险合同的效力探析——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例

涉及自我代理订立的保险合同的争议,在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形下,关于保险人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以及不予赔付保险金,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且势均力敌的裁判意见。该两种意见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存在片面性。在保险人事前同意自我代理行为的前提下,投保人在投保时故意未如实告知;保险人的代理人故意未将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实向保险人报告,导致保险人基于投保人的不实陈述作出了订立合同的错误意思表示,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该行为属于相对人与代理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情形,或者属于相对人知道代理人滥用代理权仍与之进行交易的情形。该保险合同属于效力待定,保险人有权拒绝追认。如此处理方才真正坚持了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     

认罪认罚制度下的上诉权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应当加以限制,本文主要探讨我国认罪认罚制度下的上诉权问题,从最基础的理论剖析,到试点地区的经验支撑,再到窥探境外的诉辩协商制度下的上诉权,最后摸索出我国的认罪认罚制度下的上诉权路径。以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充分体现司法公正,节约法律资源,增强诉讼效果。同时也会加速我国法治化进程,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数字背景下德国滥用市场力量行为反垄断规制的现代化——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订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拥有成熟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二元体系,其在第十次修订中加入了拥有竞争相关数据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影响、拒绝开放数据接口行为如何适用必要设施原则、中介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禁止具有跨市场竞争显著影响力的超级平台滥用行为等回应数字时代市场竞争新特点的条款.我国《反垄断法》修...     

论破产程序对担保物权优先性的限制

担保物权的优先性在民法中不可质疑,但在破产程序中,尤其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则受到诸多限制.这种限制系破产程序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同时也是破产法立法价值嬗变的结果.基于利益衡平原则,对担保物权优先性的限制必须合理,我国这方面的立法尚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应对竞争的抗辩:美国和欧共体反价格歧视法的比较与借鉴

价格歧视属于企业价格决策的一种,而价格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企业所处的竞争地位和竞争环境.而价格歧视又是竞争法规范的对象.为了将与竞争法目标相容的和不相容的价格歧视区别出来,除了其他规则之外,美国和欧共体的竞争法还确立了应对竞争的抗辩,被控方可据此推翻指控.比较美国和欧共体竞争法中的有关规则,分析两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同点和不同之处,针对我国未来反垄断立法中的禁止价格歧视条款,提出具体的建议.     

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立法述评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澳大利亚加快了反恐怖主义立法的进程,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法对基础性概念进行界定,增设了恐怖主义犯罪罪名,完善恐怖主义犯罪的诉讼程序,对有关部门进行特殊授权,并且严格了对澳大利亚本土的防范措施.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立法采用附属式的立法模式,并涉及预防、处置及制裁等多重内容,体现了普通法系的"程序优先"的特征,极大地扩张了国家行政权力.随着反恐斗争的开展,普通法系国家愈加重视制定法的作用.但是,反恐怖主义立法引发的人权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     

商标财产化的负面效应及其化解

商标本为一种用于区别来源的工具。然而,现代商标法将之财产化,并采用民法财产权体系中的绝对权保护模式。绝对权的认知结构预设着强有力的私权保护,这为商标权的强化和扩张埋下了种子。商标财产化的理论基础脆弱,经典的自然权利理论、现代的法经济学理论以及商誉论和广告功能保护论都无法为商标财产权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商标财产化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在我国还呈加剧之势,有必要予以纠正。在认知上,需要打破绝对权理念之拘束。在实践中,停止侵害的禁令救济的绝对化适用需加以纠正;混淆之扩张需谨慎对待,以反击"财产论"对"混淆论"的挤压。此外,还需提升商标性使用的地位,使其扮演商标法"守门人"角色,以期对商标财产权的不断扩张进行约束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