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99条第4款的司法适用

刑法第399条第4款之规定属于牵连犯形态。因其属于特别性规定,仅适用与刑法第399条所规定之情形,对其他类似犯罪行为不具有普遍意义。     

“关系人”受贿的定罪规则体系之思考

刑法修正案(七)和以往若干司法解释对于"关系人"受贿问题的系列规定,形成了"近亲属"、"特定关系人"和"关系密切的人"等不同术语,它们之间的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由此导致了"关系人"涉及受贿犯罪时定性规则的复杂化,对此进行梳理显得极有必要。同时,结合刑法修正案(七)来分析以往司法解释中关于不同"关系人"和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犯罪时的差异化犯罪成立标准的合理性,并以此来反思现有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也显得尤为重要。     

被下属检举的银行高管——北京农商行前副行长司伟受贿案

2015年1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北京农商行)前副行长司伟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2万元.经法院审理后查明,司伟在任职的6年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金条、翡翠、手表、购物卡、现金等款物,共计600余万元.颇有意思的是,司伟的落网源于北京农商行平谷支行前行长韩立锋的检举揭发.     

国家工作人员亲属介入受贿活动的行为剖析与认定

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财产共有关系的亲属介入受贿活动,具有主体特殊性、贿赂心理贯通性、犯罪手段隐蔽性等犯罪特征。在实践中,应区分事前、事中、事后介入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和认定。并应建、立完善相关立法,出台有关司法解释,为此类案件的处理提供充足而合理的法律依据。     

大法官妻子忏悔：“枕边风”逼夫掉深渊

吴振汉是中国首批32名“二级大法官”之一,也是知名的“儒雅法官”。执法20多年来,他处事谨慎内敛,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最后却在爱情与亲情的私欲围剿中迷航翻船——因涉嫌与妻儿共同受贿305 万元而中箭落马,在双规期间自杀未遂。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位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走麦城”?2005 年8月中旬,记者在追踪采访此案内幕的过程中,见到了吴振汉妻子李芝的交待材料和审讯笔录,其中披露了她从“贤内助”到“贪内助”的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刘知炳受贿案开庭

2001年12月1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就河北省国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真大肆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等问题的案件发出通报。李真在担任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副主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868万余元，以及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收受贵重物品等，共计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     

论受贿案件的证据收集

受贿案件作案十分隐蔽、证据非常单薄,如何收集、充实证据,既是受贿案件侦查的重点,也是其难点。下列途径和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广泛调查知情人;通过查赃款赃物的来源、去向来充实证据;注意收集再生证据;通过查受贿人如何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来充实证据。     

论受贿罪的共同犯罪

共同受贿犯罪,其主体之一必须是身份犯,其实行行为,则必须是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身份犯互相勾结共同受贿,可以是简单共犯,也可以是复杂共犯。而为他人谋利则是客观要件,是实行行为。身份犯与家属相勾结,只能是复杂共犯,家属不能成为实行犯,其接受财物的行为只能是帮助行为,负从犯责任。     

斡旋受贿罪司法认定的理论展开——以陆来富受贿案终审裁定为例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斡旋受贿是受贿行为中的一种,但是,在具体界定斡旋受贿与一般受贿之间界限标准的问题上,我国刑法理论界素有“制约关系论”与“制约关系否定论”之争。这一争论对“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理解及对受贿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入手,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透视。     

120万：受贿还是特别法律服务报酬？

2002年1月中旬,深圳市监察局对外公布了查处原深圳机场集团公司法律室主任苏烨收受律师费回扣120万元一案的经过。此案备受律师界关注。苏烨的行为定性,到底是受贿还是获取特别法律服务报酬,控辩双方在法庭上为此争论不休——介绍案源 获取120万元律师费回扣苏烨,男,1964年4月生,湖南邵东县人,1981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大学法律系,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长沙市中级法院工作,先后做过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