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法律在西藏的变通实施

西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民族刑事习俗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制约着刑事立法、司法和民族刑事政策的制定，致使基层司法人员在习惯与规则的边缘如履薄冰。在坚持刑事法制统一和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及生产、生活方式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刑事法律变通，是解决藏民族刑事习俗与刑法间冲突的有效径路，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重要体现。     

刑事诉讼程序回转现象之反思——以检察院“退处”和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为研究范例

程序回转之所以成为诉讼法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因为存在一些类似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和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等争议较大又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回转现象。就此二者的共性而言，它们既是公检法机关应对法律空白或漏洞的变通方法，也是公检法机关为规避绩效考核的负面评价而达成的执法交易，还是检法机关处理某些棘手案件时转移压力的技术手段。可以从不成熟的司法科层制下的功利主义诉求、为熟人或同侪可以无原则地变通规则的传统处世哲学、绩效考核的负效应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反思和规制。     

论立法变通权

立法交通权是我国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最高权力机关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仅适用于本地方具体情况的灵活变通的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立法交通权有两种类型：一是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变通权；另一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变通权。但立法变通权的行使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情形，尤其要遵守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并且立法变通权的行使还要受到特定国家机关的监督。     

民法变通规定的法源变迁及其可行性

民法典没有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规定制定权,产生的法律后果不是形成“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冲突,无需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裁决。“法源冲突论”的判断基础——民法变通规定是授权立法,存在形式和实质上的缺陷。民法变通规定立法变化产生的后果是法源变迁,即民法变通规定的表现形式和直接产生根据都发生了变迁,形式上会逐步融入自治法规,其直接上位法基础变迁为立法法,这一法源变迁的理论根基是我国独特的宪法实施方式和“优惠照顾”政策理论。民法变通规定的法源变迁理论可以扩大到整个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规定体系,最终能够起到统一法律位阶和完善法律监督的客观效果。     

论浦东新区法规的性质、位阶与权限

浦东新区法规是我国“法规家族”的新成员,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充分,尚不能准确界定其在我国立法体系中的地位。浦东新区法规的性质、位阶和权限是逐层递进的问题,后一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对前一问题的解答,且需要借助于“法规家族”成员的多维比较。从性质上看,浦东新区法规是典型的授权立法、广义的变通立法、重要的试验立法、特殊的地方立法。根据修正后的法律位阶判断标准,浦东新区法规的法律位阶与法律等同,甚至可以将其视为由地方制定的“法律”。从立法权限上看,浦东新区法规亦可涉及法律、行政法规保留的事项,可以变通部门规章,让浦东新区法规更能发挥立法试验的功能。在立法监督上,授权者对浦东新区法规的备案审查强度可谓宽严相济。     

民族自治区域法律冲突探析

民族自治区域享有自治权、法律的变通权,使民族自治区域法律冲突的产生成为必然。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越来越有效地贯彻和实施,随着各自治区域不断开放和经济不断的发展,民族自治区域法律冲突,从产生的种类及数量上必然会越来越多,本文主要对法律冲突的成因及其解决进行探讨。     

谨防村级“零招待”变形走样

农村税费改革后,各地普遍实行了村级零招待制度,有效遏制了村干部吃喝现象的发生,减轻了农民负担,密切了干群关系。然而,笔者近日在基层调研时发现,零招待在某些村出现了变形走样。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村里私设小金库,专门用于招待费等各项不合理开支;有的搞灵活变通,将招待     

休闲文化:传统与现代

中华民族传统的休闲文化是以农历春节为主要标志的节日文化,她生成于农耕文明.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遭遇了时间和空间两个断层,因而其传承也出现了问题.在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中,剔除其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部份,构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休闲文化,对于建设今天的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试论对民族自治地方行使法律变通权的完善

在对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定位的基础上，应从民族立法技术、立法程序和审查监督机制等方面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行使法律变通权。     

量刑技术探究

在现有的立法、司法制度和诉讼机制框架内,要想回应现实社会的司法需求,实现可接受性司法目标,促进量刑的规范化,法官应灵活运用融通、变通、沟通等量刑技术。在运用融通技术时,应坚持司法逻辑与政治逻辑相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整体公正与个别公正相协调的基本原则,将公共政策、地方性知识等元素技术性地融入裁判之中。在运用沟通技术时,无论是在诉讼程序之内还是在诉讼程序之外,法官都应注重与被告人、被害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沟通,力争使量刑结论获得诉讼参与人等的尊重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