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应对

当前,亚太区域合作正进入一个新的"框架重构"阶段。由TPP所引发的东亚地区秩序或亚太区域合作格局的变化势必会对中国的东亚一体化战略和东盟为中心的渐进性一体化原则形成新的挑战。同时,以TTIP和TISA为代表的欧美新贸易投资协定正在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的重大外部因素。因此,着眼于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的最新发展趋势,中国有必要在深化国内改革的基础上,加快完成更高标准的自贸区战略布局;在世界经济规则的重构中提出新的战略议程,以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关于遏制职务消费中腐败现象的思考

我国公职人员、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是一块随切随取的蛋糕，每年因明里暗里地 无规则切取而使国家流失大量财政开支，使国有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大增，经营成本加重，同 时也易引发多种腐败。职务消费失控这一顽症因久治不愈而越来越引人关注。为此本栏目特 刊发两篇理论文章，分别就如何规范公务人员和国企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作以探讨     

警察行使盘查权的法律控制

警察行使盘查权直接牵涉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住宅权等公民基本权利。依循法治原则,我国当前盘查权的行使存在着制度缺失和行为失范两个方面的问题。盘查权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必须克服两个难点:一是行政强制与刑事侦查行为的界分,二是行使盘查权核心法律要件"合理怀疑"的相对确定化。改进和完善警察行使盘查权的路径在于:立法的精细化;告知理由、听取意见、搜查令、检察监督等程序规制的具体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多元化法律救济途径的构建。     

“礼”、“和”思想的价值意蕴与法治展开

《论语·学而》中有子对"礼"与"和"关系的论述,微言大义。采用不同于学界通说的断句方式后我们发现,有子的论述是对西方法学界探讨近两千年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冲突的儒学表述。有子的表述揭示了"礼"与"和"之间的紧张关系:若重视"礼",忽视"和",则法律会走向僵化和形式主义;若重视"和",而忽视"礼‘,法律虚无主义会使得司法成本升高。后世儒家学者为了解决此矛盾,实现"礼"与"和"在实践中的结合,提出了贤人政治的设想。目前而言,有子的论述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既应该避免法律虚无主义,也应该避免法律万能主义,实现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实质主义的有机结合。     

[沉默权]不该再沉默关于“沉默权”的理性思考

一、实例与假设　　让我们先看几个实际的案例。　　案例一：2000年4月12日，在从昆明开往北京的61次特快列车上，乘警发觉三名安徽籍旅客有体内藏毒的犯罪嫌疑，其中一名姓韩的40余岁，姓张的不到30岁，另一人姓王，大约35岁上下。乘警随即将这三人带到餐车进行盘问。开始，三人都坚称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且表示互不认识。一直僵持了数小时。午夜过后，韩、张二人先后提出要上厕所，在乘警的监视下，陆续从肛门中排出高纯度吗啡各三包，每包的重量约在70克左右，证实了韩、张二人分别体内藏毒200余克。此时，姓王的仍然声称不认识韩、张二人…     

外国投资者隐名投资法律问题研究

隐名投资作为多种投资方式当中的一种非常规的投资方式,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的。虽然,外国投资者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采取隐名投资的根本动因,但我国法律制度、法规政策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也从制度层面上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规避法律、法规的契机。因此,我们在审查由外商隐名投资引发的法律问题时,应当采取多角度思维的方式,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江必新:构建“三位一体”的行政法治规则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同时也是行政法专家,江必新对司法理论与实践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要构建"三位一体"的积极的行政法治规则即:政府为民谋福、保障国民自由和权利,是行政法的第一规则;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是第二规则;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是第三规则,主张重新建构行政行为理论体系和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     

侦查环节的权利保障机制初探——以侦查环节实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

本文从理论上阐述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入手,论述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以及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蕴含的理念,并对建立侦查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操作程序进行了探讨,以期对检察办案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     

论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以《劳动合同法》为视角

正义是法律永恒的价值追求,其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分。通过对《劳动合同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进行分析,提出了法律需要在形式正义与可行性二者之间进行博弈,寻求一个合理恰当的平衡点,才能使实质正义更好地实现,切切实实地贯彻立法的思想。     

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变迁——《鹿特丹规则》对“两个推定”的构建

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基础是国际海运公约的立法基础,《鹿特丹规则》通过后,梳理出近百年来国际海运公约中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变迁,揭示其中变化的原因,肯定《鹿特丹规则》对"两个推定"构建的法律意义和时代意义,同时在新公约的角度上审视我国《海商法》相关规定,提出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