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证不能定案--中国版的证据补强规则

"孤证不为定说"是一个史学概念,后来被引入法学领域,变成了"孤证不能定案",并逐渐成为我国诉讼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虽然法律从未对其进行过明确的定义和认可,但在司法实践中,"孤证不能定案"却一直起着类似于国外的证据补强规则的作用.与证据补强规则相比,"孤证不能定案"一说的含义既过分笼统,作用范围又缺乏必要限制.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的证据补强规则方面的立法经验,将"孤证不能定案"改造成为一项操作性较强的证据规则.     

论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

为了制约行政机关在实体法律关系中的行政权力,保证法律关系主体间的平等关系,我国《行政诉讼法》在证据问题上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本文试图围绕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则与行政诉公证据规则的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适当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诉公证据规则的建议．     

论方法专利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

方法专利侵权诉讼中,现行《专利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中都规定,在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时,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即由被告对原告的指控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所谓的"举证责任倒置"。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对"新产品"的举证责任,和在涉及非新产品的方法专利侵权诉讼中,如何公平、合理的分配举证责任,《专利法》及《证据规则》没有具体的规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同时也是审判方法专利侵权诉讼案件的难点问题之一。笔者仅     

试论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方面的差别 ,以刑事诉讼程序取代了民事诉讼程序 ,异化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 ,不利于维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内在制度性缺陷 ,无法通过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来消除其弊端 ,未来应当彻底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关于吉利集团“陆虎”商标案引发的思考

2011年6月10日,浙江省法学会科技法学研究会在杭州专门就吉利“陆虎”商标案举行了研讨会。来自浙江省法学会、浙江省法学会科技法研究会、浙江省社科院等科研机构,杭州市仲裁委、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浙江办事处、吉利集团等单位,以及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中国计量学院等多所高校的3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着“商标法热点问题研究以‘陆虎’商标案为例” 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本着维护法律正义,对吉利“陆虎”商标争议案提出了各自看法,观点各具匠心、百家争鸣,为保护中国企业合法商标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可靠的实践依据。本刊收录、整理了有关专家、学者的观点,以飨读者,期望引起人们对相关问题的关注。     

对传闻证据规则的反思——基于对规则本身与引进论者的考察

传闻证据规则的产生背景、生存环境、理论基础和发展进程都与英美国家司法环境有着特定的联系,我国不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引进论者在论证论据与对国情的认知、未来诉讼制度的预想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错位。在笔者看来,修改完善相关性规则不但能起到引进传闻证据规则预想的作用,同时还能避免传闻证据规则本身存在的缺陷与引进该规则后没有土壤适合其生存的局面出现。     

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新探

<正>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作为大陆法系国家证据法上的基本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迪恩茨于1926年提出,之后由德国传至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并在学说和判例中得以发展。尽管这一理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些许不同,但其出发点及追求的价值目标具有共同性,因此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理论及实践也颇具借鉴意义。近年来,学界逐渐展开对严格证明与自由证     

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认识论反思与重构

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是指是采纳某一科学证据作为证明某一事实的标准或条件。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明确的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而在科学证据研究最发达的英美国家,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中的一些基本要素也是纠缠不清的。通过对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历史考察和认识论反思,并根据科学证据在真相发现中的功能,可以尝试从内在属性和外在属性两个方面来审视科学证据可采性的结构。科学证据可采性的标准主要包括：科学证据本身的科学有效性、可靠性、科学相关性以及科学专家的可信性等。     

秘密监听的证据学思考

秘密监听作为应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犯罪和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犯罪的有效侦查行为，如何对其所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加以确定，如何在运用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保障被监听人的人权，便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