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

近日，菲律宾海事和海洋事务机构与德拉萨大学联合举办了一场古代地图展。其展览目标就是试图提供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反面证据”。 点评：看得出，菲律宾官方对此次展览很用心。但问题在于，菲律宾展出的地图看似有说服力，实则经不起推敲。首先，菲方公布材料的权威性尚待考验。其次，这些薄弱的材料无法掩盖真相。     

中国古代放囚归家过节现象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放囚归家过节现象主要表现为地方官员私下行为,也存在少数皇帝诏示放囚归家过节的个案。放囚归家过节并没有法律依据,主要建立在官员和囚犯之间的信任关系之上,但却得到政府的认可并被社会舆论赞扬。这种现象给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以启发:建立当代放囚归家过节制度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大唐郊祀录》的文献价值

《大唐郊祀录》十卷,卷末一卷,附录一卷,唐王泾撰。该书为中国古代礼学史上较早的礼制专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宋代以来被各种文献广泛征引。然而由于流传不广,稀见晚出,以致未被《四库全书》所收录,因而不为学界熟知。因而对该书作者、内容体例、成书年代、版本流传、文献价值等的系统探讨,突显其在古代礼学史研究及文献校勘辑佚方面的重要作用,意义深远,亟望学界进行全面深入的整理。     

古代如何严惩食品造假者

<正>民以食为天,食品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从古到今,丰衣足食一直是国家和人民的理想,国家不仅通过各种方式鼓励生产,也对食品的流通和管理采取了相应措施。     

科技宰相苏颂

一 苏颂以政治家立身，位居人臣之极——宰相；今日则以科学家闻名于世，在科技领域创下七项世界第一。 在以官为本、以权为准的中国古代社会，科学技术属于不入流的“旁门左道”与雕虫小技。像他这样政治、科技并举的“双料人才”，在中国古代社会，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人。他那位于厦门市同安区的故居芦山堂，大门两旁有副楹联写道：“尚书御史翰林第，将相公侯科学家。”     

古代“不守规矩”的官员

古代官场虽然有规矩和准则,但仍有不少官员不守规矩。他们或者本来就是混迹于官场的品行不端之人;或者进入官场后受到不良影响而被“染黑”。虽然类型各异,但巴望着走捷径、不守规矩的官员,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更别说好口碑了。     

中国古代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政治参与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放权强基为主、民族上层分子的相互参与为铺这条主线下进行的,合法的政治参与方式非常有限,仅限于通过科举制等为普通地主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一扇之门,究其原因是经济上的小农自然经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文化上的独尊儒术及封闭的社会结构,对当代政治参与启示在于:要充分理解在中国实现广泛政治参与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构建宽松和谐的思想文化环境和科学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和基础性。     

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法律运行与观念流变

对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遗失物制度细致分析表明: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古代遗失物制度既非以《周礼》为原型,亦非呈现某种波浪式的摇摆,却很符合直线———断裂的范式。支配着古人遗失物制度立法思想的是一个高度稳定的观念层:其核心是“失物返还”和“拾遗近盗”,对前者信心的崩溃则带来了明清律遗失物制度的戏剧性转折。理解古代遗失物制度的关键是“道不拾遗”的隐喻,正是这个神话,使古人把遗失物问题政治化了。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立法动机是维持秩序而非确立权利(物权)。在奇迹般的大化之境的背后,则是对全能全知的政治权力的渴望和信仰。     

中国古代监察官管理制度的演变规律及其当代启示

我国古代监察法制建设历经两千多年,其中对监察官的管理一直受到历代王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相关制度或散见于皇帝的诏、谕及其他历史典籍中,或集中于专门的法律法规里,内涵十分丰富。梳理总结古代监察官管理制度的变迁历史,可发现以下几条发展规律:监察官的选任条件日趋细致全面,选任形式向以考选为主发展;监察官的考核形式与其他官员大致相同,但考核内容、机构设置及程序安排上往往另做规定;监察官的奖惩大都以考核结果为依据,但力度较大,厚赏与重罚并行;监察官的监督除内部纵向监督之外,十分重视外部其他权力机构的横向制约。这些发展规律蕴含着古代监察官管理实践中的很多经验教训,对当前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     

什么是休闲?

<正>英文中的休闲(leisure)一词是由拉丁词“licere”转化而来。从词源上看,leisure可被视作licence(许可)和liberty(自由)的合成词,亦即“被允许”(to be permitted),指的是摆脱生产劳动后的自由时间或自由活动。在法文中也有休闲一词,意指可以自由选择或利用的时间。而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