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体小说《高玉宝》曲折成书经过

正1927年4月6日,高玉宝出生于辽宁省瓦房店孙家屯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小时候很想读书,但因家境贫困只上过一个月的学。1936年,高玉宝随父母逃难到了大连。为了生计,年仅9岁的他就进入日本人开办的玻璃制品厂当童工,后来,又相继到日本人开的耐火砖厂和电瓷     

中国古代放囚归家过节现象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放囚归家过节现象主要表现为地方官员私下行为,也存在少数皇帝诏示放囚归家过节的个案。放囚归家过节并没有法律依据,主要建立在官员和囚犯之间的信任关系之上,但却得到政府的认可并被社会舆论赞扬。这种现象给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以启发:建立当代放囚归家过节制度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大唐郊祀录》的文献价值

《大唐郊祀录》十卷,卷末一卷,附录一卷,唐王泾撰。该书为中国古代礼学史上较早的礼制专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宋代以来被各种文献广泛征引。然而由于流传不广,稀见晚出,以致未被《四库全书》所收录,因而不为学界熟知。因而对该书作者、内容体例、成书年代、版本流传、文献价值等的系统探讨,突显其在古代礼学史研究及文献校勘辑佚方面的重要作用,意义深远,亟望学界进行全面深入的整理。     

古代如何严惩食品造假者

<正>民以食为天,食品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从古到今,丰衣足食一直是国家和人民的理想,国家不仅通过各种方式鼓励生产,也对食品的流通和管理采取了相应措施。     

科技宰相苏颂

一 苏颂以政治家立身，位居人臣之极——宰相；今日则以科学家闻名于世，在科技领域创下七项世界第一。 在以官为本、以权为准的中国古代社会，科学技术属于不入流的“旁门左道”与雕虫小技。像他这样政治、科技并举的“双料人才”，在中国古代社会，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人。他那位于厦门市同安区的故居芦山堂，大门两旁有副楹联写道：“尚书御史翰林第，将相公侯科学家。”     

这个“药方”必须得送

“听村民提过你母亲患有糖尿病？”谈话进行了将近一小时,陶某第一次抬起头,疑惑地望着我。     

古代“不守规矩”的官员

古代官场虽然有规矩和准则,但仍有不少官员不守规矩。他们或者本来就是混迹于官场的品行不端之人;或者进入官场后受到不良影响而被“染黑”。虽然类型各异,但巴望着走捷径、不守规矩的官员,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更别说好口碑了。     

中国古代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政治参与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放权强基为主、民族上层分子的相互参与为铺这条主线下进行的,合法的政治参与方式非常有限,仅限于通过科举制等为普通地主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一扇之门,究其原因是经济上的小农自然经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文化上的独尊儒术及封闭的社会结构,对当代政治参与启示在于:要充分理解在中国实现广泛政治参与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构建宽松和谐的思想文化环境和科学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和基础性。     

中国古代先问亲邻制度考析

田宅交易先问亲邻的制度在法律中出现始于后周时期,在宋元时期达到极盛。明清时期,国家律典对此不再作强制性规定,但在民间习惯中,先问亲邻的做法仍广泛存在。这一制度能最大限度地将土地保留在本宗族的内部,减小交易风险,并协调家族成员关系。它与现代民法中的优先购买权和相邻权等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代小说本土生成中的民俗视角

本土化是当前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关键词和核心理念。但是如何本土化却是一个关切到小说理论建构及阐释话语体系内转的复杂过程。本土化的核心在于对民族精神的体认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回归,民俗性视角的审视有助于厘清中国古代小说的本土生成语境及其自身文体发展演变的特殊形态,以追本溯源的形式来确证中国古代小说的本土文化基因,从而为其回归传统文化语境、传统精神内核、传统民族特质的本土化研究思路提供一种管窥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