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觉幻化艺术在莫言短篇小说《夜渔》中的应用

莫言的短篇小说《夜渔》是一篇典型的运用幻觉、幻化艺术而构成的作品.小说虚实结合、显隐相依,迷离惝恍,达到了艺术的假定性与艺术的真实性的高度统一.莫言以其特异的感觉及感性化的语言描绘把读者与作品中的人物拉入一个共予的审美世界.     

中国古代王朝盛衰兴亡的"周期率"

考察中国古代政治史 ,可以看到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这就是王朝的兴盛与衰亡呈现交替重复的规律。后来有人以所谓“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概括这一现象。自秦代至于清季 ,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十次这种盛衰兴亡的政治变易 ,尽管实现了缓慢的进步 ,但是以专制主义体制为主体结构的中国政治形式本身 ,则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兴亡”之间 ,有多种历史因素的合力的作用 ,而统治阶层本身的因素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政治史的这种周期变化 ,毛泽东曾经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实现中国政治形式的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然而要真正实践这一意志 ,还需要切实的努力。     

中国古代治安体制草创于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改革地方行政结构,改变官制;调整社会基层组织,实行闾伍制。春秋中后期,子产施行“大治安”方略,将弱小而内乱不止的郑国治理得稳定富强。战国时期,商鞅在泰国推行封建治安秩序,对于全国统一后封建治安秩序的确立,起了先驱示范作用。总之,管仲、子产、商鞅等人为古代治安体制的创建作出了贡献。     

殖民者的台湾之“爱”——略评《由加利树林里》兼及张良泽的崇日心态

日据时期在台日人作者芹田骑郎以台湾原住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由加利树林里》 ,虽自称是爱台湾的产物 ,其实流露出浓厚的殖民主义意绪。小说描写异域情调和乡愁 ,感觉台湾乃日本本土的延长 ;描写原住民的野蛮、无知、懒惰和肮脏 ,日本人的先进和文明 ,为的是证明日本殖民统治的合理性 ;有关殖民者带来现代文明 ,受惠的殖民地人民感恩戴德的描写 ,其实只是作者的个人想像。将其笔下的原住民形象和原住民作家笔下的自我民族形象相比较 ,孰真孰假 ,昭然若揭     

一部启迪人、教化人的好作品——读《良心的呼唤》

近些年来,那些“另类”、“美女”、“武侠”和“戏说”类的小说充斥书店书摊,离文学作品教育人娱乐人的宗旨差之十万八千里。最近有幸看到宗安、宗勇两位作者合作的长篇小说《良心的呼唤》,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看完之后,感到这是一本真正的严肃小说,是启迪人、教化人的好作品。我说这是一部好小说,主要理由是小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大问题,这就是“良心”。小说的提法和写法不寻常。按传统规范,小说创作应当情节离奇、寓意深藏,让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良心的呼唤》却一反传统,它不仅保持了动人的故事情节,又能直宣主题,令不同层次…     

把人才放到最合适的位置

某知名作家去报社办报，结果没几天自己便主动辞职。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写稿子，而是他的确不懂怎样把报纸办得令读者叫好，他自己也感觉比写小说还累。于是，作家继续拿起他的笔写小说。 老板在用人上同样会遇上像作家这样的人才，他们的确     

中国古代民法与现代民法若干问题比较研究——以物权法为中心

本文以物权法为中心,从古代民法的有无、物权客体的分类、永佃权以及遗失物制度几个方面与现代民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不仅存在民法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对之进行研究将对我国现今民事立法大有裨益的结论。     

试论张爱玲创作继承的民族传统

张爱玲小说创作继承的民族传统，主要来自明清世情小说、晚清谴责小说和民国社会小说，表现在描写世态人情、写实性、结构散漫性、全知视角、含蓄笔法和通俗性等方面。其小说的艺术优长和缺失，包括狭窄的婚恋题村、平实琐碎的生活细节、松散随意的结构、说书人的叙述角度、微妙的隐喻和暗示以及通俗小说趣味，都源于她对上述中国旧小说传统的继承。旧小说成就了张爱玲的小说风格，也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了其思想价值和艺术品质。     

试析中国现代小说中流浪汉流浪的基本方式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流浪汉流浪的方式基本有两种 :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生活流浪是指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离开故土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 ,他们全部的目的在于生命的延续。精神流浪则是人们的流浪无所归依 ,不停地辗转反侧 ,寻找精神的家园。这两种流浪的方式不是截然分开的 ,而是相互交叉的。精神流浪比生活流浪更见其复杂性和悲壮性。     

廉政漫画

战国时期的“蔽竹”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举报箱”。公元前403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国。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李悝首先帮助魏文侯建立了举奸揭凶、惩污治吏的举报制度。官府在人们不常走的街道设立了“蔽竹”，就是一只圆形的筒，长约尺许，上方有—个大约三寸见方的小口，以便检举人将写有揭发内容的竹简塞入筒内。后来，李悝还专门把设立“蔽竹”的经验写进他的著作《法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