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族古籍的特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除汉文古籍外 ,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和借用其他文字书写少数民族内容的古籍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民族古籍是中国古籍的一个重要部分和特殊部分。目前 ,有关民族古籍图书的分类和馆藏 ,未形成规范统一。造成这一原因主要是 :民族古籍没有形成一个权威概念 ;《中图法》没有具有的类目。为此 ,本文就民族古籍馆藏概况和民族古籍的特征进行介绍和讨论 ,意在解决民族古籍馆藏的认识问题。     

《法学》注释体例

一、注释方式《法学》文章注释采用当页注,全文连续注码,注码放标点之后。注码号为[1]、[2]、[3],等等。相邻的两个注释若完全相同,用“同上注”,如果主体部分相同而页码不同,则后面再加注页码,如“同上注,第36页”。有间隔的两个完全相同的注释,不论是否在同一页,均写为“同前注n”加作者文或书的形式,如“同前注[3],沈宗灵文”“同前注[4],张友渔书”;如果主体部分相同而著作页码不同,则按上述原则做相应改变,如“同前注[4],张友渔书,第63页”,等等。     

《法学》注释体例

一、注释方式《法学》文章注释采用当页注,全文连续注码,注码放标点之后。注码号为[1]、[2]、[3],等等。相邻的两个注释若完全相同,用"同上注",如果主体部分相同而页码不同,则后面再加注页码,如"同上注,第36页"。有间隔的两个完全相同的注释,不论是否在同一页,均写为"同前注n"加作者文或书的形式,如"同前注[3],沈宗灵文""同前注[4],张友渔书";如果主体部分相同而著作页码不同,则按上述原则做相应改变,如"同前注[4],张友渔书,第63页",等等。     

打开博物馆“云端”之门

“古籍的封面衬纸里有什么?”“包公故事在各朝代有哪些?”……近日,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在爱奇艺、斗鱼等互动直播平台同步推出“古籍之为文物”线上讲座,吸引全国听众共同聆听古籍背后的故事.疫情期间,浙江的博物馆纷纷把活动从线下搬到了“线上”,提供云观展、云课堂、云直播……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文化盛宴”.     

《人民司法》注释及引用体例

1.注释采用脚注方式,每页注释独立,以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识。(1)著作引文注释作者或编者:书名,译者,出版社及出版年份,版次,页码。①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44页。     

绿化荒山 致富果农

芒果,有"热带果王"之美誉,《本草纲目》称其为"果中极品";《岭南采药录》等古籍载,芒果有防癌、防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等药理价值,被誉为"天地灵物,人间仙果";历史上,曾是皇室的贡果.     

“豕、彘、猪”的历史演替:基于出土简帛新材料

上古汉语具有"家畜猪"概念的词主要有三个,即"豕"、"彘"、"猪"。这三个词分别来源于上古方言和共同语,它们的共存体现了古汉语的层次性,它们的历史演变则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局面。根据出土简帛材料,这三个词的竞争始于战国末期。到了秦代,由于语言政策的变化,"彘"成为官方认可的正式用词,而"猪"则被禁止使用。这一变化使得"猪"在秦统一后突然在文献中消失,直至东汉才恢复使用。但由于"猪"一直作为通语活跃在口语中,因此最后取代"豕"、"彘",成为表示"家畜猪"的唯一形式。     

《和平与发展》常用引文注释规范

本刊一律采用当页脚注的注释形式,全文使用"每页重新编号"以及方括号"[]"格式。论文引用的文献、观点、数据或重要事实,要注明来源。对文章所引用的文献资料注释时,必须将该文献的作者名字、文献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引文所在页码等完整注明。中文注释:1.专著、译注。标注次序为:著者/编者,书名,译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版次,页码。例1:李彬:《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例2:[美]托马斯·谢林:《军备及其影响》,毛瑞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9页。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     

从文本注释到文化传播——由莫言短篇小说的日译本谈起

藤井省三和吉田富夫为莫言作品的日本译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二者的译本在翻译策略、语言风格、以及细节构成上存在着诸多差异。单就“注释”而论，藤井省三较多关注对中国历史文化现象的解释，吉田富夫则把重心放在了词汇本身，这种注释策略的差异也在日本读者中间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影响了各自译本的传播和接受。由此，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作品外译应该遵循“读者优先”原则，在挑选适当原本的基础上，平衡“异化”和“归化”的比例，加强中外译者的交流合作，采用贴近对象国读者的表述，以便更好地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